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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下也有“义”
有“德”
等。
唐代诗僧皎然也说：
取象曰比，取义曰兴，义即象下之意。
凡禽鱼、草木、人物、名数、万象之中义类同者，尽入比兴。
（《诗式·用事》）
明代李东阳说得更明确：
所谓比与兴者，皆托物寓情而为之也。
（《麓堂诗话》）
清代章学诚还把“比兴”
与鲜明地显示了古人“以我观物”
方式的《易经》联系在一起。
他认为，“《易》象通于《诗》比兴”
，《易》象“与《诗》之比兴，尤为表里”
，还说：“《庄》《列》寓言假象，《易》教也。”
（《文史通义》）我们知道，按《易传》的说法，《易经》是古人认识宇宙自然、社会人事及其关系的符号和价值判断之网，而联系这个网的是圣人制定的“义类”
原则。
章学诚指出“比兴”
与“《易》象”
亦即“义类”
的联系，指出它在本质上是“假”
（借）象以“寓”
言（义），无疑是很深刻的。
总之，一般地说，以“比兴”
方式言志抒情，诗人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在主客观二元对立的立场上，赋情赋志于物亦即将知性认识和功利评价加于客观对象之上，创造出寓知性、功利于感性显现之中的艺术形象。
这样，“言志”
“缘情”
“比兴”
之说就构成了一个与知性、功利密切联系的诗学系统，决定着诗人的观物方式、构思过程、表现手法和诗歌的社会作用。
应该承认，以“比兴”
方式去抒情言志如果运用得好，也能使诗歌产生一定的艺术魅力。
比如刘勰认为，“兴之托喻，婉而成章”
，能产生“称名也小，取类也大”
的效果，激发读者透过象征性形象去把握象下之义；“比”
则“写物以附意，扬言以切事”
，能“切象”
，也能寓意。
钟嵘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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