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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引譬连类”
等等，[61]一方面也从创作方式上去理解它。
郑玄所谓“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劝喻之”
[62]，就明显地把比兴作为以形象寄托美刺内容的创作方式。
因而，通过“比兴”
使情志寄寓于感性形象之中，是言志派和缘情派对诗歌艺术魅力的相同理解。
“比兴”
无论作为修辞手段或创作方式，必然影响诗人观察、感受事物以及创作构思的方式。
因而在“诗言志”
“诗缘情”
和“比兴”
的原则指导下，诗人的一般创作程式是：见到一个事物，首先想到的是它究竟有何意义，应该给予它何种情感评价，这种情感评价是否符合社会礼义规范或个体心态，然后才考虑如何采用诗歌形式和运用“引譬连类”
“托物兴词”
“借物抒情”
“寓情于物”
等方法来反映这一事物，表现自己的情感评价。
于是，便产生了言志或缘情的诗。
在这里，知性认识、功利考虑起着主要的作用。
由于在人和客观世界的关系中，任何知性认识、功利考虑都是建立在主客观二元对立的基础上并以“人”
为中心的，因而这种观物方式是以我为中心的“以我观物”
的方式，这种构思方式也是以我为中心的“知性的比兴式形象思维”
方式。
由于长期使用这种观物和构思方式，古人对比兴与知性、功利的联系也有所认识。
比如，齐梁间的刘勰论“比兴”
说：
比者，附也；兴者，起也。
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
起情故兴体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
比则畜愤以斥言，兴则环譬以记讽。
诗人比兴，触物圆览。
物虽胡越，合则肝胆。
拟容取心，断辞必敢。
（《文心雕龙·比兴》）
这里，比兴与理、与必须“拟议”
的情、与“愤”
和“讽”
、与“圆览”
（周密的关于“引譬连类”
的考虑）等知性、功利、价值密切联系在一起。
其“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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