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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以庄、玄、佛、禅作为精神生活的补充，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悠久传统。
而这个传统的产生，主要是社会政治原因。
如果说，“外儒内法”
是中国封建统治者治国的一般方式，那么，外服儒行，内心私淑庄、玄、佛、禅则是在这种统治下的知识分子的应对之策，甚至某些帝王，在“外儒内法”
中感到空虚、迷惘之时，也曾逃身逃心于佛禅。
入世的儒学理想主义，固可维系“光明”
的社会政治和伦理道德信仰，但“圣人不得已而用之”
的严刑峻法，却不能不露出“光明”
之下的黑暗和恐怖，令统治者、依附者和被统治者不同程度地感到不安和痛苦。
当他们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地在这个夹缝中走钢丝时，利用或寻求佛禅精神上的调剂和庇护，也就是很自然的事。
然而，仅仅从社会政治上找原因似乎又是不够的，庄、玄、佛、禅作为一种精神现象，也有独立存在的理由。
时时刻刻、日日月月、年复一年地“入世”
，固然是值得鼓吹的理想，但人是否能完全彻底地做到这一点却是一个疑问。
如果说“入”
与“出”
、“实”
与“虚”
、“动”
与“静”
等矛盾必然相对立而存在，相依存而出现，那么，在一定程度上象征着“出”
“虚”
“静”
的庄、玄、佛、禅也是人寻求心理平衡与统一的内在欲求。
在这种情况下，有限度地栖心于庄、玄、佛、禅，也成了自然的趋势。
庄、玄、佛、禅在历史上屡遭排斥禁绝而并不消失，是有它自身能够存在的精神上的原因的。
另外，诗人对于佛禅的态度并不相同，即使是同一个人，在不同场合、不同阶段也有不同的、互相矛盾的表现。
谢灵运奉佛，不但是竺道生“顿悟论”
的狂热鼓吹者，而且“肃然心服”
于慧远，参加过慧远组织的誓生西方净土的法会，但这并没有妨碍他同时参加社会政治斗争；陶渊明不信佛，但诗中也有“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
“吾生梦幻间，何事绁尘羁”
之类的句子。
王维出生于一个佛学气氛很浓的家庭，他母亲事师神秀的弟子普寂三十余年，他自己中年以后也“退朝之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
，但他同时也曾写过不少关心世事、激昂慷慨的诗句。
韩愈辟佛，但不是不知佛，他写的《送高闲上人序》以佛门淡泊治心之学比勘草书书法，被认为是深明佛法的证明。
白居易对佛的态度几近滑稽。
一方面，他修香山寺，与香山和尚如满结香火社，自称香山居士，捐诗文集于寺院，希图使自己的“缘情绮语”
转为“将来世世赞佛乘、转法轮之缘”
，还被《五灯会元》列为佛光满禅师的法嗣（弟子）。
但另一方面，他的诗文中佛禅气却很少，他的挚友刘禹锡在诗中调侃他：
才子声名白侍郎，风流虽老尚难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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