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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道”
，庄子在这里已将“意”
“道”
合而为一。
而把握道的方法，就是利用语言而又不执着于语言。
这是从“道”
或意念接受者方面说的。
王弼则综合《易传》《庄子》而言之，既认为从传达者方面说，可以用言、象等手段尽意，又认为从接受者方面说，要用忘言忘象的办法去领略那个“意”
。
他也将“意”
“道”
合一，但扬弃了庄子的玄虚。
很显然，这些言意之论总的来说是认为单靠语言概念，人们不可能掌握和传达宇宙和人生奥秘，要达此目的，必须借助其他的手段和方式，这也就是“言不尽意”
论。
与此同时，除庄子那些玄虚之论外，他们也都认为人可以通过各种手段掌握和传达宇宙、人生的奥秘，语言是这种手段之一，尽管“忘言”
式的领悟更为重要。
他们反对的是对语言概念的迷信，这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现实中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对语言概念的迷信不仅古已有之，汉代以来，更趋严重。
这种迷信主要表现在两方面：第一，认为宇宙和人生的全部奥秘都可以用语言概念去认识和传达，其最高成果就是圣贤之书，也就是经典著作；第二，逐字逐句地读圣贤之书也就认识了宇宙和人生的全部奥秘。
因而主张“皓首穷经”
“注经”
，致力于“名理之辨”
，死心塌地地维护封建“礼法”
“名教”
，这正是“汉学”
的弊病所在。
“得意忘言”
说的提出，揭示了宇宙人生的奥秘往往在书外、言外、象外，表明了“尽信书，不如无书”
的道理，也提出了“忘言”
式领悟这一新的掌握世界的方法。
它不仅解除了圣人经典对人的禁锢作用，而且启发了许多鲜活的思想，激发了精神创造力。
王弼曾说：
夫立言垂教，将以通性，而弊至于湮。
寄旨传辞，将以正邪，而势至于繁。
既求道中，不可胜御，是以修本废言，则天而行化。
（《论语释疑》）
这就要求读书和教育以通“自然之性”
为旨归，而不应该用注经的办法、堆垛式的学问淹没“自然之性”
。
它动摇的不仅是繁琐的注经式方法，也可能是经典本身。
这样，魏晋人视六经为“糠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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