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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南京小朝廷自建立之始就患有先天的软骨病，它既不可能派遣军队入川同大西军正面交锋，就只好采取任命四川官员，指使他们联络策反，把本地的官绅地主势力组织起来同大西农民军为敌。
明末封建文人黎遂球向弘光朝廷上书言事时，就曾提出过以下的建议：
又闻献贼逋窜蜀中，设伪官分为四道，以图延喘旦夕。
……诚得亲信之士布置其间，或散为流言以惑其众，或伺其隙以间之，使之互相杀戮，而潜结蜀中诸士官与夫忠义之士，阴为部署，伏聚高山长林之间，多设旗帜以寒其胆。
又潜与之约，能复一城一邑者即以与之。
而其中有能斩献贼之头来归者，即举蜀地爵之。
如此，将不烦大兵而蜀可以得，献贼可灭，其众且可收之以为用。
故纵间之策不可不行……[61]
一六四四年八月，弘光朝廷任命樊一蘅为川陕总督；旧辅王应熊以大学士兼兵部尚书总督川、湖、云、贵地方，赐尚方剑便宜行事。
[62]王应熊是四川巴县人，樊一蘅是四川宜宾人。
南明政权利用他们在本省士绅中的影响，“皆委以恢复之任，号召诸路官兵义旅，响应云合”
[63]。
王应熊受任之后，坐镇遵义、綦江地区，统筹全局。
按照他提出的规划是，依靠贵州的兵力和军饷，加上败军溃卒，地方武装，由綦江、纳溪北上；同时责成云南巡抚命将出师，沿建昌、毕节一线推进；川陕总督樊一蘅则提兵转入川北，夺取保宁（今阆中）、顺庆（今南充）一带，从北面牵制大西军。
他还要求朝廷急令湖广巡抚重占荆州，防止大西军顺江东下；郧阳抚治则沿大昌、大宁、达州、东乡一线蚕食川东北地区；偏沅总督和巡抚由东南面扼控四川。
这就是王应熊提出的围剿大西军的全盘计划。
[64]在他的组织和策动下，四川各地的反革命势力顿时活跃起来。
一六四五年春，明总兵曾英击败大西军守将刘廷举部，占领了重庆。
张献忠派大将刘文秀率领几万名战士反攻重庆，又被曾英部击退。
这个山城重镇的失守，是张献忠入川以后，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遭受的第一个重大挫折。
此外，明将王祥据有綦江，参将杨展盘踞黎雅，游击马应试窃据叙州（宜宾），四川南部成了官绅地主颠覆大西政权的主要基地。
在顺庆地区（今南充一带），明举人邹简臣“潜与顺庆豪杰倡义，建‘中兴’赤帜于江浒，数日众至十余万，军声大振。
贼卷甲遁，恢复顺庆十余城”
[65]。
川西的松潘副将朱化龙也“敛兵自守”
，割据一方。
大西政权控制区内的官绅地主则纷纷叛乱，“起义兵斩伪令者所在皆是”
[66]；“乃西川人性戆愚，特明顺逆，不量势力，不肯被不义之名，故其所置郡县贼吏特以兵威迫胁，民勉听从；兵才他适则群起而杀之”
[67]。
后来竟弄到这样的地步：“成都百里外，耰锄白梃，皆与贼为难。”
[68]
事实说明，南京弘光小朝廷成了四川官绅地主心目中的旗帜，为他们提供了从事反对农民革命的复辟活动所必需的组织系统和精神支柱。
这正是四川地区政治局势发生剧烈变化的重要原因。
官绅地主的疯狂反扑，迫使张献忠加紧了军事扫**。
这本来是必要的，然而张献忠在镇压和防范叛乱的过程中却走得太远了，往往弄到顺逆不分的程度。
他看到官绅地主是反对大西政权的主要势力，而生员们一般多是出身于这个阶层，就在大顺二年十一月借口举行“特科”
，命令将各府县生员一律起送成都，到齐后找了个借口全部杀光。
[69]这就是所谓大慈寺屠戮士子事件，大约杀了五千人。
[70]当他不断得报大西政权的地方官员被反革命势力捕杀时，又常常迁怒于当地居民，派出军队不分良莠滥加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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