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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献忠的过激行动，使本来就非常尖锐的阶级对抗更加复杂化了，导致大西政权逐渐丧失民心。
在历史上身居权力顶点的人物，一旦走上了错误的道路是很难迷途知返的，他们往往在谬误的斜坡上越滑越远，张献忠的悲剧正在于此。
他甚至发出了“除城尽剿”
的命令，分遣军队到所属州县搜杀百姓[71]，连西京成都也发兵“剿洗”
。
《圣教入川记》中，载录了外国传教士目睹的情况：一六四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张献忠下令除大西政权官员家属以外，成都“城内居民一律杀绝”
。
第二天，“各军人皆奉命认真严剿，毫不容情。
……各军分队把守城门，余军驱百姓到南门就刑”
。
“被拘百姓无数集于南门外沙坝桥边。
一见献忠到来，众皆跪伏地上，齐声悲哭求赦云：‘大王万岁！
大王是我等之王，我等是你百姓，我等未犯国法，何故杀无辜百姓？何故畏惧百姓？我等无军器，亦不是兵，亦不是敌，乃是守法良民。
乞大王救命，赦我众无辜小民。
’云云”
。
张献忠听了，“不独无哀怜之意，反而厉声痛骂百姓私通敌人。
随即纵马跃入人中，任马乱跳乱蹄，并高声狂吼：该杀该死之反叛！
随令军士急速动刑。
冤乎痛哉，无罪百姓齐遭惨杀。
……锦绣蓉城顿成旷野，无人居住，一片荒凉惨象，非笔舌所能形容”
。
“献忠剿洗成都后，旋即传令晓谕各乡场镇村庄之民，均可移居成都城内为京都居民。”
张献忠的过火行为，最后弄得自己越来越孤立，干脆一把火烧掉成都，打算丢掉四川，另谋出路。
《纪事略》等书中记载，深受张献忠信任的左丞相汪兆龄，是促使大西政权推行屠戮政策的主要策划者。
从其他著作叙述张献忠牺牲以后孙可望、刘文秀、李定国、艾能奇四将军处死汪兆龄时宣布的罪状[72]来看，可以互相印证。
汪兆龄出身于南直隶桐城县的官绅地主，混迹于大西军后巧于逢迎，博得了张献忠的宠信。
他竭力主张血腥屠杀，是出于蓄意破坏呢，还是因为大西军入川以后四川人在政权中占的比例越来越大，妨碍了他独揽大权，必欲杀之而后快呢？抑或是迎合张献忠的偏激思想以保全自己的禄位呢？由于史料缺乏，无从做出准确判断。
但是，他利用张献忠的愤**绪，把大西政权为巩固自身而采取的镇压措施推向了反面，造成大西政权在后期树敌过多，招致最后的惨败，是要负重要责任的。
关于张献忠在四川杀人过多的问题，我们应当看到，这首先是因为官绅地主的疯狂反扑引起的。
把事情说成张献忠天性好杀、残忍，是封建统治阶级的诬蔑。
史籍中常常回避张献忠在四川前期和后期政策上的变化，而用以偏概全的手法，把后期客观形势的改变和主观判断上的错误而杀人过多，说成一贯如此。
比如大西政权的开科取士，其前两次都是真正的延揽人才，安排官职。
只有最后一次才是借口举行“特科”
，屠杀士子。
在许多史籍中故意含糊其词，光说张献忠假借科举，把四川的读书人杀戮一空，这显然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有的封建史籍，把张献忠杀人的情况和数字夸大到极其荒诞的地步，如清初封建文人毛奇龄说，仅从丙戌年（大顺三年，1646）正月张献忠“命四将军分路草杀”
，到五月回成都报告，所杀人数合计竟高达六亿九千九百余万，此外所杀者尚未计算在内。
[73]明后期全国人口数仅六千多万，毛奇龄撒下弥天大谎，编造张献忠在四川一省（实际上大西政权当时所能控制的只是成都附近州县）杀的人数，竟超过全国总人口的十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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