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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他在入川初期是相当注意争取各方面支持的，打击的对象只限于坚决与大西政权为敌的部分官绅。
大西军进川过程中纪律严明，并不随便杀人。
《长寿县志》记载，大西军由涪州进攻重庆途经该县时，“立誓不妄杀一人”
，“邑中得无恙”
[54]，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当时，由于大顺军已经攻克了北京，明王朝土崩瓦解，四川地方的官僚士绅，除了少数甘心充当朱明王朝殉葬品的人以外，大多数都转到大西政权方面寻求保护。
如史籍所说，“初，成都官吏见献忠将至，逃避不徨。
继见献忠称王，分官任事，以为暴雨之后，云收雾散，将见太平。
又闻献忠有勇有为，能任国事。
于是一班官吏均出任事”
[55]。
省会以外的府县，“文臣武将，卖降恐后”
[56]。
接受大西政权官职的人员虽然缺乏统计材料，但据西方耶稣会士的记载，张献忠在成都建立政权之初，“在朝之官统计千人”
[57]，可以肯定其中大部分是在四川吸收的。
尽管这些人还存在不同程度的疑惧，有的甚至心怀叵测，但就大势而言，大西军占领四川的初期，各地社会秩序比较稳定，地主豪绅既有攀龙附凤之心，又慑于大西政权的兵威，阶级冲突并不十分尖锐。
因此，大西政权采用暴力镇压的措施相当有限，杀人并不多。
直到一六四五年上半年官绅地主的叛乱逐渐严重时，大西政权仍然注意约束军纪，努力做到“兵民守分相安”
。
这年三月，大西军骁骑营都督刘进忠还发布了禁约，勒石立碑以示郑重。
禁约碑文主要内容如下：
……本府秉公奉法，号令森严，务期兵民守分相安，断不虚假。
仰各驿铺（此处缺数字）约法数章，如有犯者，照约正法，特示。
一、不许未奉府部明文擅自招兵，扰害地方者，许彼地士民锁解军前正法；如容隐不举，一体连坐。
一、不许往来差舍并闲散员役擅动铺递马匹兵夫，查出捆打。
一、不许坐守地方武职擅受民词，违者参处。
一、不许假借天兵名色扰害地方，该管地方官查实申报，以凭枭示。
一、不许无赖棍徒投入营中，擅辄具词诈告，妄害良民，违者捆打。
一、不许守□文武官员擅娶本土妇女为妻妾，如违参究。
[58]
这个禁约的发布人刘进忠，后来降清成了农民军的叛徒，但文告本身仍然反映了大西军入川前期，对于维护军纪、稳定社会秩序的重视。
四川地区的阶级矛盾是怎样激化起来的呢？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张献忠等大西政权的决策人，虽然采取了安排蜀人做官、开科取士等政治措施争取当地士绅，但这个政权的基本施政方针却直接损害了官绅地主的利益，如下令各地“搜求仕宦及起送卫所世职，皆杀之”
[59]，以及拘集官僚士绅罚银充饷。
随着这类农民革命政策的推行，官绅地主才发现张献忠起义军虽然“开基立国，而群盗之习毫无悛改”
[60]，他们的失望是可想而知的。
二是四川地区的官绅地主，本来是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投靠大西政权的。
甲申五月，明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建号，颁诏各地，自封正统。
当时北方的局面是清兵同大顺军相对峙，弘光朝廷自知力量单薄不敢问鼎中原，注意力就更多地放在南方。
东南各省是弘光朝廷立国的根基，西南除四川外，其他省份仍奉明朝正朔。
在这种形势下，弘光朝廷很自然地要加紧部署颠覆大西政权，致力于建立自己的半壁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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