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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粉碎孙传庭部的进剿以后,李自成等人曾经准备乘胜尾追,夺取陕西。
革里眼贺一龙却提出,汝宁的兵马还很多,不可轻视。
李自成也“恐诸军议其后”
[88],于是决策向汝宁进兵。
闰十一月初七日,李自成、罗汝才,革、左五营分道由上蔡、舞阳向汝宁进发。
十三日,义军完成了对汝宁的包围,开始攻城。
杨文岳以保定兵守西城,监军孔贞会以四川兵守东城。
明崇王朱由樻知道起义军势大难守,唯恐落到福王和唐王的下场,主张开门投降,被杨文岳阻止。
[89]十四日,起义军战士用门板遮蔽矢石,直逼城下,四面立云梯如墙,一鼓百道并进,攻克了汝宁府城。
明保定总督杨文岳、监军孔贞会都当了俘虏。
李自成亲自审问杨文岳,杨坚持反动立场,破口大骂。
自成大怒,命人缚至城南三里店用火炮轰毙。
明崇王朱由樻及他的弟弟河阳王朱由材、世子朱慈辉投降。
[90]自成封朱由樻为襄阳伯,不久,连同他的亲属一起被处死于河南泌阳。
这样,从崇祯十三年秋季李自成起义军进入河南到十五年闰十一月,在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义军不仅基本上扫灭了河南境内的官军(明政府所能控制的地方只剩下黄河以北的怀庆、卫辉、彰德三府和豫东少数州县),而且多次粉碎了明廷调来的精锐援军,从而为尔后彻底推翻明王朝的统治奠定了基础,战果是极其辉煌的。
汝宁战役之后,起义军确立了对河南大面积土地的有效控制,在政策上也有了相应的变化,开始了“守土不流”
的新阶段。
主要表现在:一、义军对占领地区不再弃而不守[91],而是留下一部分军队驻守和屯田,同时派设地方行政官员。
二、在流动作战阶段,起义军将士的家属随军行动,给作战带来一定困难;这时开始把家属留在某些城镇[92],从而提高了义军的作战能力,也加强了它的正规化。
三、在知识分子的问题上,过去只需要为数不多的文人充当顾问、军师,参与谋划和办理文书事宜;建立地方政权以后则需要大批有文化的人充当官吏。
有的史料说,李自成在河南时已举行了科举,“自水渰汴梁,援兵覆没于朱仙镇,乃蓄大志,假仁义愚天下,禁杀掠,谕民归业,选士用人……先期榜示曰:‘有不预试者屠其家。
’不得已皆出。
试之日,有愤激为文大骂者,有感伤为文痛哭者,有畏祸勉应故不成章者。
自成怒曰:‘我剪尔辈如刈草,但我方施仁义,且杀之不武。
只杀其骂与哭者,其故不成章者皆截去耳鼻,俟一统开科禁锢终身。
’”
[93]从几个月以后,李自成在湖广襄阳、荆州、承天、德安四府派设的地方官员有许多是河南籍的举人、生员来看,可以证明义军领导人在河南时已经注意大量吸收知识分子。
四、随着守土政策提上日程,许多新的问题都迎面而来,如恢复社会生产和解决农民生活问题,政府和军队的经费与粮饷问题,等等。
从有限的材料当中可以看出,李自成等起义军领导人在这些方面都采取了一些措施,只是事属草创,难以划一。
“守土不流”
局面的出现,是双方军事力量对比改变的结果,不能单纯地归结为义军领导人在政策上的变化。
历史早已证明,当客观条件还不具备的时候,即使在理论上设想出最完美的政策,也只能是无济于事的空谈。
上面我们已经指出,早在崇祯十四年正月,李自成攻克洛阳时就“置官留银”
,募兵设守,结果碰了钉子。
这以后总结教训,改为破城下邑拆毁城墙的策略,使义军在最大限度内发挥了运动战的威力。
军事上的一连串重大胜利,创造了建立地方政权的可能性,义军领导人不失时宜地抓住了这种时机,从崇祯十五年底开始在河南派设地方官员,为此后不久襄阳政权的创立奠定了基础。
李自成起义军为什么能够在这样短的时间里几次粉碎官军的大规模围剿,把明王朝的腹心地区河南变成起义军的前进基地呢?除了这里的阶级矛盾极其尖锐,崇祯十三、十四年的严重灾荒以及起义军经过长期斗争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等因素以外,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李自成起义军的阶级属性,决定了它的宗旨是反对暴虐统治和残酷压榨,以解民倒悬为己任。
因此,他们能够得到河南广大人民的衷心拥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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