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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刃既接，牛部伪装战败向后撤退。
李自成部义军中计追入伏中，官军伏兵尽起，牛成虎部也回头死斗。
义军大败，向东撤走。
官军在后面紧追，见起义军丢下的甲仗物资很多，纷纷争着抢东西。
罗汝才部义军当时驻扎在名叫香山的地方，望见李自成部失利，官军争夺财物乱成一团，就抓住战机出击。
官兵措手不及，左勷、萧慎鼎部首先溃败，他部也立脚不住跟着逃窜。
义军转败为胜，杀官军士卒数千名、将校七十八人，夺得大批战马。
孙传庭收拾败军退入潼关，把萧慎鼎斩首示众。
左勷因为是宿将左光先的儿子，只罚他赔偿两千匹战马抵罪。
孙传庭上疏自劾，朱由检无可奈何，只好责成他立功自赎。
[79]
第七节 革、左五营同李自成部义军联合作战和攻克汝宁
崇祯十年以后，活动在中原地区的各支义军经历了一个时分时合的过程。
后来，一部分集中在湖广郧阳、襄阳附近，形成了以张献忠、罗汝才为核心的集团；另一部分活动于南直隶、河南、湖广三省的交界地区，最后形成了以老回回马守应、革里眼贺一龙、左金王贺锦、治世王刘希尧、争世王蔺养成[81]五营联合作战的比较稳定的集团，这就是所谓“革、左五营”
。
革、左五营的实力相当可观，当时任明朝安庐、池太巡抚（皖抚）的郑二阳在奏疏中说过，“革、左之狡横不下于献、操，善战者不止数万”
[82]。
他们主要是依托大别山脉（史称英霍山区）开展斗争。
这里形势险要，且在战略上占有重要地位：东面对明王朝的陪都南京构成威胁，东北方向则是凤阳皇陵，西面同张献忠、罗汝才等部义军相距不远，可以收到相互呼应的效果。
五营作战机动灵活，使官军常常处于被动。
史载：“回、革善购土人为间谍，星卜市贩之流多为所用。
官兵多则窜伏，少则迎敌。
搜山清野则突出郊关，及列阵平原又负险深箐。
贼为主，兵反为客，是以多败。”
[83]明廷为了保卫南京和凤阳、泗州祖陵，指定朱大典、史可法等人集结军队加意防守。
这就牵制了官军的力量，客观上对其他各支义军是个有力的支援。
崇祯十三年冬，当杨嗣昌集中兵力追击张献忠、罗汝才等部义军的时候，朝廷拿不出足够的兵力来对付革、左五营。
明监军道杨卓然就亲自跑到潜山、太湖山区，面见五营领袖，企图以口舌之功诱使他们接受朝廷的招降。
五营领袖回答说：“吾等皆有绝世之才，朝廷无所用，余故皆因饥荒为盗。
若国家处置得宜，焉知不可为忠义之士乎？且吾闻刘国能、李万庆十余营前后归诚，为国家效死，勠力行间，顾余独不能乎？但吾众且十万余，置之何地？而主之何人？饷从何出？而以何等官爵待吾也？”
[84]杨卓然答应一面转报朝廷，一面指定黄州府属山区为革、左五营的安插地，以蕲水（今湖北浠水县）、广济、蕲州加派的新饷给之，号曰“新民”
[85]。
双方一度暂时停止了军事行动。
到崇祯十四年，明廷因种种顾忌，在招安问题上犹豫不决；李自成和张献忠部义军又在这年初取得了攻克洛阳、襄阳的惊人战果，农民战争业已转入**。
革、左五营领袖才又重整旗鼓，开始了主动出击。
《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四说：“革、左称降，劫掠自如。
杨卓然每掩覆之以自解。
及襄阳、洛阳皆破，闯、献并横，革、左大肆攻剽。
诏谕兵部：革、左肆毒，扫**无期，必分地责成，庶克底定。
今命刘元斌扼光山、固始，卢九德控潜山、太湖，宋一鹤截蕲州、黄州，郑二阳驻庐州，牟文绶防凤阳、泗州，钱中选护承天，张懋爵往来颍州、寿州、亳州、宿州稽核功罪，杨卓然赞画搜剿，朱大典进总督，节制各路抚镇等官进兵英山、霍山，专理督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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