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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河南遭受连年大灾，人民生活十分困苦。
起义军所到之处，废除了明政府的逼比钱粮，提出了“不当差，不纳粮”
的口号，同时“抚流亡，通商贾，募民垦田，收其籽粒以饷军”
[94]，使贫苦群众能够安心生产。
义军对贪官污吏和豪强富室实行“籍其家以赏军”
[95]的政策，既打击了官僚地主，也弥补了军队的食用。
在起义军内部从上到下实行了平均主义的供给制度，同心同德地渡过难关。
“所掠金帛、米粟、珠贝等物俱上掌家；凡支费俱出自掌家，但报成数。
请食不足，则均短之。
人不能囊一金，犯者死。”
[96]精兵是作战的主力，每天吃三顿饭；其他士卒和家属只吃两顿。
连李自成这样的统帅人物，也在饭食上“粗粝与众共之”
[97]，穿着方面“衣帽不异人”
[98]，混在战士当中都使人难以识别。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明末农民大起义中平均主义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其一，“对极端的社会不平等，对富人和穷人之间、主人和奴隶之间、骄奢**逸者和饥饿者之间的对立的自发的反应”
，正如恩格斯所说的，“这种自发的反应，就其本身而言，是革命本能的简单的表现”
[99]。
从李自成初起事时“率本地少年挖人藏粟，散粮于众”
[100]，到崇祯十四年以后攻克洛阳，义正词严地斥责福王朱常洵等“王侯贵人剥穷民”
，“富甲天下”
而“不肯以一丝一粒赈济百姓”
，处死福王后大开福邸仓囷“令饥者以远近就食”
，对其他“贪官污吏及豪强富室”
也“籍其家以赏军”
[101]，都体现了农民们要求铲除被剥削者同剥削者之间极其尖锐的贫富对立的平均主义思想。
千百万农民正是在这种当时“最革命的思想”
[102]鼓舞下呼啸前进，向吃人的封建统治阶级展开了拼死的搏斗，创造了惊天动地的业绩。
否定和贬低封建社会中起义农民的平等、平均思想，不论其主观动机如何，实际上都必然导致抹杀农民革命的正义性，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封建统治的辩护士。
其二，起义农民的平均主义思想也体现在起义军内部的供给制度方面。
他们所采取的原始共产主义分配方法是当时历史条件的产物。
既然农民们憎恶社会上的贫富悬殊，他们要求在自己的队伍当中把生活上的差异缩小到最低限度也就是很自然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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