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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部下十四哨共五六万人，“多散归老回回、革里眼”
[37]，跟着他投降的只有五千人，说明他的此举很不得人心。
在张献忠受抚以后，顺义王于七月十五日在河南信阳投降，明政府发给免死牌解散而去者九千五百人。
同月，罗汝才、混十万、整十万、十反王、托天王、小秦王在河南永宁（今洛宁）向总理熊文灿投禀乞抚，熊文灿派监军道张大经于八月初一日至永宁县西关面见罗汝才等人接洽招安事宜。
初二日，又有过天星、紫微星、射塌天、一字王等六部，在河南卢氏县派人联络投降。
这年十月，满洲贵族军队破边墙而入，进犯畿辅地区。
明廷火急命令洪承畴、孙传庭统率陕西官兵入卫京师。
在永宁、卢氏地区的罗汝才等九营起义军首领，以为官军东出潼关是为了合剿自己，急忙拉起队伍跑到湖广均州，向太和山提督太监李继政求抚。
李继政移咨熊文灿，同意接受招抚。
于是，罗汝才同白贵（小秦王）、黑云祥（整十万）三营屯扎于房县，其他五营分驻于竹溪、保康一带。
这样，当时活动于河南、湖广地区的各支起义军，绝大部分接受了明政府的招安。
在南直隶、湖广交界地区活动的马守应、革里眼（贺一龙）、左金王（贺锦）、刘希尧、蔺养成五支义军（革、左五营），由于势单力孤也趋消沉。
崇祯十一年下半年到十二年五月，农民军中投降受抚之风一时甚嚣尘上，整个明末农民战争暂时转入低潮。
在那黑云翻滚的日子里，形势似乎急转直下了。
然而，最黑暗的天空孕育着最猛烈的暴风雨。
既然导致这场农民大起义的各种因素不仅仍然存在，而且继续发展；既然暴虐统治的明王朝，不仅没有改变，而且还在拼死地反扑，那么，农民战争**的再次到来就是不可避免的。
尽管在投降受抚的逆流中，一些原来是起义军首领的人物在招安的泥坑里愈陷愈深，然而千百万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群众却不能忍受明廷的黑暗统治，他们要求继续进行斗争。
在接受了招抚的义军首领当中，情况也很不一样。
张献忠、罗汝才等人在受抚期间，仍然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坚持了农民革命的立场，而且由于同明政府文武官僚有了较多的接触，更洞悉了统治集团内部的黑暗，寄人篱下的那种抑郁生活和反动官僚的阴谋陷害，更激起了他们胸中的怒火，使他们迷途知返，为重举义旗做了准备。
第四节 谷城、房县“受抚”
的透视
崇祯十一年到十二年，起义军的各部首领当中，被官军貌似强大的力量所吓倒，受明廷的引诱而堕入投降“受抚”
骗局的人有不少。
对于这种情况，我们不能仅从形式上看问题，以为凡是接受“招抚”
的就都属于背叛之列。
实际情况是很复杂的，要做出正确的评判必须认真地考察这些首领人物在“受抚”
期间的表现。
张献忠、罗汝才都是明末农民战争中的著名领袖，在“受抚”
以后不久又重新起义，为推翻明王朝的反动统治做出了巨大贡献。
因此，对他们在湖广谷城和房县“受抚”
的情况更有必要进行仔细的分析。
先来看张献忠“受抚”
期间的表现。
张献忠“受抚”
以后，曾经接受了明政府授予的副将札付[38]，领取了一些粮饷。
在同明政府官僚的接触中他也尽可能遵守明朝官场的惯例。
根据可靠记载，张献忠曾到沔阳港拜见总理熊文灿[39]；明湖广巡按御史林铭球来到谷城时，张献忠也跪拜如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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