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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献忠知道熊文灿贪财好货，派孙可望拿了两块尺多长的碧玉和两枚径寸珍珠献给熊文灿。
文灿大悦，向朝廷建议招抚张献忠，并派张大经监其军。
“滇将许名臣捧宪檄招抚，其述贼乞抚之词，不曰‘解散归农’，而曰
‘愿带马兵七千、步兵三千合万众以剿贼自赎’。”
[29]熊文灿自以为得计，“檄调其兵四千”
，张献忠却以刚刚受抚“安集未定”
做借口，拒绝奉调出兵。
[30]兵部尚书杨嗣昌担心张献忠不是真心投降，弄不好会养虎遗患，主张要张献忠先袭杀闯将李自成和老回回马守应，才许招安，否则趁此机会“厉兵剿杀”
。
朱由检听了太监刘元斌和总理熊文灿的意见，唯恐剿之不胜，错过了招抚的机会，当面批驳杨嗣昌道：“岂有他来投降，便说一味剿杀之理？”
[31]这样，在朱由检亲自主持下决定了招抚张献忠部。
三月二十五日，明郧阳抚治戴东旻造报了三本招抚张献忠部的花名册，“内归农解散一万八千一百三十五人，精兵一万一千名”
。
[32]献忠安营于谷城外十五里的白沙洲，“造房数百间，买地种麦，与民间两平贸易”
；并在谷城每一城门各派士卒数十名，表面上说是“备他盗出入”
[33]，实际上是监视明政府地方当局的行动。
这时，明廷内部在招抚张献忠的问题上议论纷纷。
杨嗣昌主张朝廷颁诏“赦罪”
以后，调张献忠部赴熊文灿军前“杀贼立功，酌与加衔给札”
。
兵科给事中姚思孝也上言：“抚贼一事，亦难深信。
这张献忠在谷城县有数万人，造房子种田，还该散遣才是。”
朱由检却说道：“造房种田，正是招抚好处，又要散遣往哪里去？”
[34]他着意维持抚局，真是情见于词了。
张献忠在谷城接受明廷的招抚，固然是一种权宜之计，但不能否认，他当时在思想上有动摇的一面。
在接受招抚的半年多以前，张献忠在湖广上津县元真观避暑时，修葺了关庙，重塑了关羽的神像，还撰写了一通记文勒石为碑，其中说：“焚戮良民非本心之所愿，实天意之所迫。
亦知同居率土，开州开县，有干理法，无奈天意如此，实不我由。
如黄巢往事，劫数固亦莫之为而为也。”
[35]这通碑文，表明张献忠在思想上仍然受着封建理法的束缚，他把自己参加农民起义说成天意所迫，并非他的本心。
这种思想状况同他接受明政府招降很难说没有关系。
从当时整个农民起义的动向来看，张献忠的受抚，对其他一些起义首领也起了不良影响。
尽管他的受抚同刘国能、李万庆等叛徒在本质上不一样，既没有改编军队，也没有放下武器，但他在各部义军当中，毕竟是个有影响的人物，他的率部受抚客观上助长了农民军中投降受抚的逆流。
在张献忠受抚以前，崇祯十一年正月，闯塌天刘国能在随州投降了明政府。
刘国能原是庠生出身，参加起义后曾为农民革命事业做过一些贡献，成了起义前期的著名首领之一。
但是，浓厚的封建忠孝节义思想却像无形的绳索一样羁绊着他，使他在阶级冲突激化时，终于倒向了统治者一边。
据说他的投降是奉其母之命，投降时顿首曰“愚民陷不义，蒙明府湔拭更生，愿悉其众上幕府军簿，身入麾下，尽死力”
[36]，表示甘心充当明政府镇压农民的马前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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