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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些都属于表面的形式，实际上张献忠在谷城始终保持了农民起义军的独立性。
他虽然伸手向明政府要粮饷，却不接受明政府调他去镇压其他农民军的命令，也不接受改编或遣散。
据明朝湖广按察使同佥事王瑞栴当时的一件文书说，崇祯十一年“五六月，忽十闯天七八股尽奔唐、邓间，距襄不二百里遥”
，熊文灿等人“勉献忠提兵征剿，给以资粮，督以监军”
。
张献忠却一味推托，“口然而心未必然，今日然而明日未必然，终不肯出门半步也”
。
“近七月初九日，献忠复投一揭，即欲连请七、八、九三月之粮，以养其一万一千之兵；如无粮则于湖广所属每府量给银二万以赡众口”
[40]，故意给明政府出难题。
表面上他同明朝地方官员和当地乡绅时有礼节上的往还，内心里却处处戒备，保持着高度警惕。
他在“受抚”
的掩护下做了许多重新起义的准备工作。
在军事上，张献忠起义军在“受抚”
期间仍然“人不散队，械不去身”
[41]，并且不断操练士马，保持着临战体制。
“又每日制造战船，已积至百有余号，及打造极精军器。”
[42]“买马制器，日夜整办，唯恐不及。”
[43]正如当时一个明朝官僚所说，张献忠“受抚”
并没有“解散徒党，卖剑卖刀，安意耕耘”
[44]。
在经济上，张献忠在谷城实行过屯田，“取民间有主之腴田而耕”
[45]。
他勒令当地地主把收来的租子交充军粮，“差马兵手持张副总票（张献忠接受了明朝副将札付，副将即副总兵，亦可称副总），四出于光（化）、谷（城）、襄（阳）、枣（阳）之间，迫分秋粮”
。
[46]“初犹每石分六斗，后则全掠之矣。”
[47]他还改谷城王家河为太平镇，在镇上设立关卡，往来货物一律征收一半，充作养兵费用。
[48]又“于湖广襄阳、枣阳等地方与小民平买平卖”
[49]，不仅保护了民间贸易，还为起义军获得了必要的物资装备。
张献忠招揽了一批知识分子作为参谋人员，帮助策划军机进止。
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湖广应城县生员潘独鳌和谷城的徐以显、王秉真。
这些人大抵是在明王朝统治下感到受压抑而参加起义军的，如潘独鳌就是因同本县乡绅争夺田产，败讼后愤愤不平才投入张献忠队伍的。
不管他们参加义军的背景如何，但当时在政治态度上是倾向农民军的，也做过一些有益的事。
据说徐以显就曾给张献忠讲解《孙吴兵法》，帮助义军制造三眼枪、狼牙棒、埋伏连弩，指导布设团营方阵、左右营诸法。
“献忠大欢乐之，颇用其计谋。”
[50]
这些事实说明，张献忠的谷城“受抚”
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权宜之计，而明政府官员的举措又不断使矛盾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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