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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象升的建议多少考虑到了当时农民的实际状况。
他明白，农民们之所以纷纷起义是因为无以为生，再要从他们身上榨取更多的银钱，势必驱使更多的人参加起义。
[5]杨嗣昌作为官僚地主的代言人，坚决反对这种“分别贫富”
的“因粮输饷”
，主张不再区分税粮多少，按田亩一体加征。
他说：“因粮输饷，前此卢象升奏行一年，不能应手。
良由宦室富民从来飞洒、诡寄，以避大户差徭，如今欲分贫富，其事甚难，只分得个巧拙而已。”
[6]崇祯帝急于把农民起义镇压下去，只要能拿到养兵的银子就不计后果，立即同意杨嗣昌的建议，一律按亩均输。
这就是许多史籍上语焉不详的“改因粮为均输”
的内容。
崇祯十年闰四月，朱由检正式下诏加征剿饷。
诏书说：
流寇蔓延既久，生民涂炭已极。
不集兵会剿，贼不能速除；不多措钱粮，兵不能大举。
帑部匮诎，设处无方。
廷议改因粮为均输，暂累吾民一年，除此心腹大患。
筹思再四，万非得已。
……今责成所在抚按，大张榜示，备述朝廷为民除残、多方轸恤至意。
遍集官吏，严行戒饬，递布乡村，详加劝谕，使远迩尽知，贫富均纳，果能遵行无扰，自然好义乐输，剿功告成，一体叙录。
[7]
加饷二百八十万两，“改因粮为均输”
，无疑是以朱由检、杨嗣昌为代表的反动统治阶级饮鸩止渴。
在朝廷讨论增兵加饷的时候，杨嗣昌就说过：“黄河以南，大江以北，东西七八千里，止有州县城池尚在，其余村落残破难堪。
臣昨从湖广荆州襄阳二府、河南南阳开封二府过来，亲见地方数百里无一茎青草，人民相食，至不忍言。”
[8]下面我们将会看到，实行这种方针的结果，是把数以百万计的农民赶至起义军一边，直接导致了崇祯十三年以后农民起义的大发展。
除了加派以外，杨嗣昌还建议查核“溢地”
，说是农民开垦的田地超出了原先的田亩数额，查出之后计亩征税对于解决增饷也不无小补。
在当时大面积土地抛荒的情况下，提什么清查“溢地”
，简直是痴人说梦。
它无非是为了避免大地主增加负担而巧立名目，加紧对贫苦农民搜括的又一法罢了。
户部尚书程国祥迎合朱由检和杨嗣昌的意图，别出心裁地引唐代为例，建议税房间架，向城市居民征收门面税。
朝廷据此发布诏令说：“暂借民间房租一年。”
[9]规定不论大、小户，一律按门面征收税银一钱。
有的地方官趁火打劫，自行规定“每门面之内有房一间即税银一钱”
[10]。
北京城里的小户人家怨声鼎沸，像明世宗时百姓把皇帝的年号嘉靖呼为“家净”
一样，他们也“呼崇祯为重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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