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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领们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和地位，采取了自养家丁的办法。
他们把克扣来的钱财拿出一部分，豢养一小批经过挑选的士兵，给予较好的生活待遇和马匹器械等装备。
将领即便革职离任，家丁也依旧由他们带回原籍供养。
[67]这样，到了关键时刻，家丁就成了将领邀功的王牌或逃命的盾牌。
戴笠曾经指出，明朝边将“一万额兵，止有六千，以四千为交际、自给、养家丁之用。
沿袭既久，惟仗家丁以护遁、冒功，而视彼六千为弃物。
弃物多而家丁少，终不能以御敌”
[68]。
可见，家丁制度是明朝后期军政败坏情况下出现的一种畸形产物，它标志着官军逐渐由维护整个地主阶级统治的力量，蜕变成为将领们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
[69]正是由于存在着这种不成文的家丁制度，我们在论述明末官军时，既要看到它在总体上十分虚弱，又要看到那些军阀们在个别场合，还是可以拿出一批亡命之徒来孤注一掷。
明末的兵变是统治集团危机的一个重要表现。
万历以来，军队由于缺饷而哗变的事件已时有所闻。
天启年间，福宁、杭州等地也先后发生兵变，还有援辽军队哗变于北直隶玉田县的事。
崇祯年间，情况更为严重，以致“饥军哗逃，报无虚日”
[70]。
如元年七月，辽东宁远官军缺饷四个月，士卒们枵腹难忍，群起哗变。
辽东巡抚毕自肃、宁远总兵朱梅都被叛兵捉住，“棰击交下”
，毕自肃惭愤自尽。
又如二年底至三年初，山西勤王兵哗于近畿，甘肃勤王兵哗于安定；崇祯八年，川军哗变，总兵邓玘被火焚死；崇祯九年，宁夏饥卒因缺饷而哗变，巡抚王楫被杀。
[71]这仅是其中比较典型的例子。
哗变的兵丁有一部分参加了农民起义，由于他们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对于提高农民军的作战能力起了一定作用。
明末官军纪律的败坏，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
如史籍中所说：“今官兵所至，动以打粮为名，劫商贾，搜居积，**妇女，焚室庐。
小民畏兵，甚于畏贼。”
[72]崇祯八年，户部尚书侯恂给陕西三边总督洪承畴的信里说：“贼来兵去，兵去贼来。
贼掠于前，兵掠于后。
贼掠如梳，兵掠如剃。
总督之令不能行于将帅，将帅之令不能行于士卒。
今日之事，其何以济！”
[73]
军纪败坏的一个重要表现，是所谓“杀良冒功”
。
明朝廷为了鼓舞士气，立下了赏格，规定斩首一级赏银三两，后来又增加到五两；将校也以获级多寡论功行赏。
于是官军往往对手无寸铁的平民滥施屠杀。
如天启四年，蓟辽督师孙承宗在谈到辽东官军滥杀无辜时指出：“甚至喑哑孤儿，立杀受赏。”
[74]崇祯四年，陕西副总兵赵大胤在韩城，“报斩贼五十级，而妇孺之首三十有五”
。
[75]五年，山西兵追剿起义军进入河南，“其将使县令报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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