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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一点都达不到的话，所谓摆脱人生所有目的和财宝的淡泊宁静，或者精神脱离人生和社会**的情操，以及心境的高尚趋向等等的悲剧效果，可望能获得吗？并且，人生悲惨方面的描写，清晰地来到我们眼前时的那种明快的作用和崇高的享乐，能望得到吗？
亚里士多德虽曾说悲剧的最终目的是使我们产生“恐怖”
和“同情”
的情绪，但这两种感情不属于愉快感觉，此二者并不是目的，只不过是一种手段罢了。
所以，摆脱意志的要求，才是悲剧的真正倾向，才是特意描写人类烦恼的终极目的。
由于“看破”
而产生的精神的高扬，不是表现在主角身上，而是由于观众看到这么大的烦恼而激起的心灵感触。
再者，对身陷如此苦恼的主角，他们的下场也不一而足，有的得到正当的报应，有的报应完全不当。
在这方面来说，古今作家的手法大致相同，先总体描写人间的不幸事件，然后引导观者进入上述情调之中，获得满足。
但也有一部分作家手法又自不同，他们只描写烦恼的心情转向。
前者只提出前提，结论则任凭观者自己去推测；后者所含的教训，则在描写主角的心理变化或在齐唱时表现出来，例如，席勒的《美西娜的新娘》中所齐唱的歌词“人生不是最珍贵的财宝”
就属于这类。
在这里，我们再顺便谈到大团圆的悲剧效果，就是由此所引起的“绝望”
和“激昂情绪”
，不论就动机的纯粹性或表达的明了程度，都比歌剧逊色。
歌剧中，有所谓“二声曲”
表现法，令人感到似有所得又若有所失，这种二声曲中，意志的转换，是由音乐的突然静寂来表示。
一般来说，只有这种二声曲优越的音响和歌剧的语法，才可能婉转、短暂地表达出那种意味，即使单从它的动机和手法来看，也堪称最完全的悲剧。
不论就悲剧动机的赋予方法，悲剧的动作进行，或者悲剧的展开，以及这些因素对主角的心理作用和所产生的超脱效果——效果也要转移到观众心中，都够得上真正悲剧范本的资格，并且，此中不带任何宗教色彩和见解，它所得的效果愈发显得真实，更能显著地表现出悲剧的真正本质。
近代剧作家因为疏忽“时间”
和“地点”
的统一[9]而遭受批评界严格的谴责。
但这种忽视，在破坏动作统一的情形下进行时，始能成其为缺点。
果如此，那么所剩的只有主要人物的统一而已了。
莎翁的《亨利八世》就是其中一例。
但若像法国的悲剧，只是不断地谈论同一事情，动作的统一就显得多余了。
法国的悲剧中，剧的进行像没有极限的几何学线条一样，严守动作的统一，似乎在鼓动动作“前进！
你尽管朝着你的工作迈进！”
因而像处理事务一样，按部就班地把一个个事件顺顺利利地处理下来，不致心有旁骛，也不会为了些许小事而停滞。
莎翁的悲剧刚好相反，他的线条幅度是固定的，然后，在这里绕大圈子，消耗时间，并且，有时候连一些和剧情没太大关系的对话和场面也表现出来。
但是靠着这些，让我们很清楚地理解剧中的人物或他们的境遇。
动作当然是戏曲的主眼，但毕竟也不能因它而忘却描写人的本质和生存的目的。
戏剧诗人也罢，叙事诗人也罢，他自己就是命运，所以也不能不知道命运的不可违拗。
同样，他们也是人生的一面镜子，所以，笔下虽要出现多数平庸、凶暴的狂徒和糊涂蛋之类的人，也需要经常陪衬一些有理性、聪明、善良、正直的角色，偶尔也不妨穿插一两个气宇轩昂的人物，依我的看法，荷马的全部作品从未描写过一个气宇轩昂的人物，虽然他的剧中人多半是正直、善良的。
莎翁剧集中，大概有两个（柯得利亚和柯里欧兰）勉强可列入这一类，但距我理想中的高贵还有一段距离，其余大都是成群的蠢物。
伊夫兰[10]或柯查普[11]的作品中，则有很多品性高超的人物。
哥尔多尼[12]剧中角色善恶的分配颇符合我上述的意见，他自己似乎是站在高处静观世态。
古希腊悲剧的主角都来自王族，近代作家大抵也都如此，这并不是作家们阶级观念太深，重权贵而轻贫贱。
戏剧的着眼点，是使人产生激昂情绪，所以，只要能唤起这种情绪，不论主角是农人还是王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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