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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的事件不论采取任何形式来表现，为了使我们的心情高扬，都会赋予特殊的跳跃。
悲剧中所以带有这种性质，是因为它产生“世界和人生并不真能使我们满足，也没有让我们沉迷的价值”
的认识。
悲剧的精神在于此，也正因为如此，才引导我们走向“绝望”
。
我也承认，古希腊、古罗马的悲剧中，绝少直接以动作表现或以口头说出这种绝望的意念。
《俄狄浦斯在科隆纳斯》[6]一剧中的主角，虽能看得开而欣然就死，但仍然借着对祖国的复仇之念来作为慰藉。
《伊菲格涅亚在陶里斯》[7]最初本是尽量逃避“死”
，但为了希腊全土的幸福而欣然受死。
希腊伟大的剧作家埃斯库罗斯[8]在《阿伽门农》一剧中，加桑多拉虽然也是从容而死，她还说“我的人生已经足够了”
，但仍有复仇的念头来安慰她。
索福克勒斯《崔克斯的女人》中，赫拉克勒斯虽是为时势所屈而慷慨赴义，但也不是濒临绝望。
欧里庇得斯的《希波吕托斯》也一样，为了安慰他而出现的女神阿耳忒弥斯对他保证说，死后一定替他盖祠庙和保证身后的名誉。
但绝不是指示他超脱人的生存，所以也像所有的神灵遗弃濒死的人一样，这位女神终于也弃他而去。
基督教中说天使出现在临死的人跟前，婆罗门教、佛教中也有相同的说法，并且，佛教的诸神佛实际还是从死人中所“输入”
。
所以，希波利塔和希腊所有的悲剧主角一样，虽然对这难以逃避的命运和神灵不可违拗的意志看得很开，但并没有表现放弃“生活的意志”
。
斯多亚学派的恬淡和基督教的看破红尘，根本上就大异其趣，主要的区别是：前者泰然接受和低着头忍耐那些难以逃避的灾祸，基督教则是断绝、放弃意欲。
古代悲剧的主角属于斯多亚派，在命运不可避免的打击下，老老实实地臣服；基督教的悲剧则反之，它们是放弃全体的“生存意志”
，意识到世界的无价值和空幻，而乐意放弃世界。
但我总觉得近代的悲剧比古代悲剧境界又胜一筹。
莎翁比索福克勒斯不知高明了多少，欧里庇得斯和歌德更不能相提并论，他们的同名剧本《伊菲格涅亚在陶里斯》相形之下，前者就显得既粗野又卑俗。
他的那一篇《酒神女信徒》一剧，偏袒异教僧侣，读来令人厌恶、愤怒。
大多数的古代戏曲，没有完全的悲剧倾向，例如欧里庇得斯的《阿尔刻斯提斯》或《伊菲格涅亚在陶里斯》等都是这样。
有一些作品的写作动机，更令人生厌作呕，例如《安提戈涅》或《费洛克提提斯》（同为索福克勒斯之作）就是如此。
再者，古代的悲剧几乎都是在“偶然”
和“迷误”
的支配下而引起事件，然后又由于偶然和迷误逃脱大难，从来不会陷入山穷水尽的绝境。
这些都是古代作家火候不够，尚未能到达悲剧的高峰，不，应该说他们对人生的见解还不够透彻和深入所致。
所以，古代的悲剧主角，几乎没有人描写他们的绝望心境，就是摆脱生存意志的心理意向。
悲剧的特殊倾向和效果，就是在唤醒观众的这种心境，即使在极短暂之间，也能诱导这种思想。
舞台上的种种悲欢离合和各种悲惨际遇，给观众所提示的是人生的悲惨和无价值，即人生所有的努力等于零。
所以，纵是感情冷漠的人，他的心境也会暂时脱离人生，意欲也一定会转移他处，而觉悟到世界和人生并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在他的心灵深处一定会自觉地产生“否定意欲”
的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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