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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学术性的思想家做法也不外如此，只不过他们的尺度较大，比较有深度而已。
思想家要用到许多知识，所以非多读不可，但他们精神力极强，能把所有的东西克服或同化，融进他们的思想体系内。
因此，他们的见闻觉知的规模虽是愈来愈大，但已做到有机的关联，全部隶属于自己的思想总体系了。
这种场合，这些思想家的固有思想，就如同风琴的低音主调，任何时刻都支配一切，绝对不会被其他音调所压制。
而在那些知识大杂烩的头脑中，好似一支曲子掺进很多杂音，它的基本调久久找寻不出来。
以读书终其一生的人，他的知识完全是从书本汲取而来，他们有如阅读了许多山水、游记之类的书籍，对某地或某国的知识虽可粗枝大叶地说出来，但是甲地和乙地是如何联络的，人文、物产、习俗又是如何等等，则说不上来。
反之，以思考终其一生的人，就像土生土长的父老，一打开话匣子就把本地事事物物的来龙去脉，以及各种事实或传说和事物的总体关系等，如数家珍般道出来。
一般的“书籍哲学家”
，如同历史的研究者；自己思考的人，犹如事实的目击者。
后者，不论对任何事情都是靠他切身的经验直接领会理解而来，绝不会人云亦云。
所以，思想家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只是因立足点不同而互有差异。
但他们都是把握客观原则的，如果事件本身未使立足点发生任何变化，他们的见解则毫无不同。
我们往往可经验到：某些自觉太过标新立异的议论，踌躇再三才把它公之于众，到了后来，在古圣先贤的书籍中，赫然发现也有同样的见解，因而感到一种欣喜的惊愕。
书籍哲学家与此相反，他们所讨论的不外是，甲的说法如何，乙则有如何的看法，而丙又怎样提出商榷，然后才努力做些批评、比较的工作，这样追求事物的真理。
他们很像写批评的历史著述家。
例如，研究莱布尼茨[2]在某时期是否有斯宾诺莎派思想的存在。
供给这些好事者的材料就是赫尔巴特[3]的《道德及自然法的解剖和说明》及《关于自由的书简》。
做这类工作时，必要遍翻典籍，他们所下的苦功，恐怕任谁也会吃惊吧！
反之，如果眼中只有事件，只要稍加思索，则立刻达到目的。
但话说回来，坐而读也有它的好处，只要功夫深，总可达到你的目的，用思索的方法则不是这样。
思想和人一样，不是任何人都可让你随叫随到的，要看人家高不高兴，乐不乐意。
思索某件事情，需要一切外在机缘和内在气氛都很调和，只有这样思想才会自然喷涌出来。
唯其如此，思想绝不是他们本来就有的东西。
关于这点，我们可在思考自己利害得失的场合得到说明。
当我们决定个人的利害事件时，常常刻意选个适当的时间和场所，静坐沉思，仔细分析理由或原因，再推究后果。
总之，无所不思，无所不想，但到最后，还是没有个决定。
为什么呢？那是因为事不关己，关己则乱。
这种场合，我们考察事件，往往不能安定，而转向其他事物方面去；加之对此事的嫌恶，也构成一个原因。
所以，此时我们万不可勉强自己去思考，应等待，让思考的气氛自然涌上来。
此种气氛，往往会唐突而且重复地到来。
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情境，给予事件的见解也完全不同。
如此这般，各种思想徐徐而来，到最后就是所谓“决心的成熟”
。
成熟思想的路径为什么如此繁复呢？这是因为思考过程大都呈“分割”
的状态，因此，以前所经验过的事事物物，逐渐出现在眼前，并且事物也逐渐明朗化，了解也更深刻，如此便能耐心去思想，当初的嫌恶也因此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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