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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人们如何重构解释这些事件的进程，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拜占庭皇帝并不是完全随心所欲地为保加尔人提供传教：即使他实际上是在关键时刻强迫他们接受东正教，他当时这样做也是为了阻遏西方拉丁人势力扩大影响。
有关9世纪60年代以前在帝国疆域外的拜占庭传教事业的证据非常少，而在这十年之后派遣的传教士分布广泛，或者满足地方君主的要求，或者对抗敌对的异教。
这似乎并不是由皇帝单方面主动采取的传教行动。
这种宣传和实际情况之间的显著差异并不会使我们感到惊奇。
使异教信徒皈依基督教只是皇帝负有的基督教领袖的多种责任之一，它实质上是将皇帝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既君临他自己的臣民之上，也在其他外国“民族”
之上。
宣传和宫廷礼仪的基本功能是突显和炫耀皇帝接近上帝的特殊地位，而这是他无与伦比虔诚信仰的结果，使他成为君士坦丁一世的最佳继承者。
皇帝威严的“孤傲”
使所有民族在其“睿智的力量”
面前无不“战栗发抖”
，这是君士坦丁七世写给其继承人的信仰手册的主调。
皇帝为北方野蛮人贪婪无理的要求所困扰：他们要求参加皇宫盛典完美的仪式，而君士坦丁七世的目的则是要指导他的儿子在安排时要把他们排除在外。
该训示所要告诫的是遏制这些北方野蛮人觊觎皇帝的皇冠、皇袍和皇家公主，它强调认可某些基督教传统。
他们应该接受这样的道统，远离“皇家血统”
是依据上帝的旨意。
缓和这种排外性的一个明显办法通常是接受基督教信仰，而这也引起君士坦丁七世的某些困窘。
他确信像927年保加利亚基督教沙皇彼得与一位拜占庭公主结婚这样的涉外婚姻可以说是个可仿效的先例。
他坚持认为，即使这个婚姻违反了教会法和所谓君士坦丁大帝的禁忌，但对那些可能援引它作为先例的人来说，它并没有遭到任何实质性的反对。
这样，当其在祖父的《传记》中努力地将巴西尔一世于一个世纪前在保加尔人中传播福音的“使徒”
工作理想化之时，他自己却悄悄地从这种传教工作的意义上退缩了：因为这将向那些桀骜不驯的野蛮人敞开大门，后者希望能够多多少少得到地位平等的待遇。
当这些传教事业开始后，君士坦丁七世情不自禁地放任其自行发展，正是他主持了马扎尔人酋长和奥尔加女大公的洗礼仪式，他还成为后者的教父。
但是他在派遣主教前往匈牙利时，似乎有些犹豫是否对奥尔加做同样的事情。
这反映出，当“野蛮的”
民族都变成有自信心的基督徒时，他很难预测其外交后果，就像保加尔人所做的那样。
而且，皇帝自己宣称的“使徒”
角色并不等于他就必然大力支持使偏远之地的所有民族皈依，事实上在很大程度上是做那些生活在帝国疆域内的个人或社区的工作，无论是自愿的还是不自愿的，或者是直接对抗那些敌对的宗教领袖。
因此，在许多宫廷盛宴上也有穆斯林战俘出现，他们都穿着白条纹长袍。
这样的服饰也穿戴在刚刚接受洗礼的新皈依者的身上，给战俘选择这样的服饰可能是要突显皇帝能改变一切的能力，甚至连萨拉森人的污点也不例外。
与穆斯林特别是与巴格达哈里发的斗争，是促使9—10世纪时期皇帝成为福音传播者的一种主要驱动力。
皇帝作为现世最高的基督教君主，有必要对穆斯林教士对基督教的批评进行驳斥，有必要被看作坚守着智能和军事方面阵线的领袖。
根据9世纪中期一篇题为《驳斥穆罕默德》的论文的记载，皇帝“甚至呼吁阿拉伯人要虔诚，他用以福音真理批驳的方法将后者荒谬可笑、极端错误的渎神论调驳得体无完肤”
。
派遣学者和教士与使团一起前往巴格达的重要作用就是以权威的方式对付这些批评信仰的论调，并设法在阿拔斯王朝宫廷上与穆斯林长老进行辩论。
他们简洁的阐释就是要维护皇帝作为基督徒保卫者的智慧声誉：他们并非真的急于使一些个人皈依基督教，他们也没有真的想要使哈里发或其他穆斯林君主皈依基督教。
9世纪中期时，像佛提乌和君士坦丁-西里尔这样的青年知识分子都参加过这样的使团。
正是依靠这些年轻人，皇帝转而决定积极回应9世纪60年代来自斯拉夫人和其他北方地区君主的主动请求，而他并没有积累起任何在宫廷中深刻阐释信仰的个人经验。
这也有助于说明，在现存对这类君主宣教使用的文本中为何都采用极为刻板的语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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