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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拉基米尔按照皇帝巴西尔二世的名字给自己取了个基督教名字。
而奥尔加的教父则是君士坦丁七世。
她还依照皇帝妻子的名字为自己取名为海伦娜（Helena），以此作为教名。
同样，鲍里斯汗王也根据当时拜占庭皇帝米海尔三世的名字给自己取名为米哈伊尔。
拜占庭人不允许皈依的民族忘记他们是后者的恩主。
每一位保加利亚继位君主都是当时拜占庭皇帝的“教子”
，这种观念弥漫在写给他的书信的字里行间。
在写给阿兰人君主的书信中也以同样的口气提醒他受恩惠于皇帝，并在精神上依赖皇帝。
有些传教活动促进大城市教区的发展，并最终推动向更偏远地区的第二波传教。
然而，没有证据表明进行过进一步努力来到处传播福音和拯救灵魂，也没有出现与皇帝自诩的“使徒”
角色相符合的活动。
在7—9世纪初的任何时间里，皇帝似乎并没有主动推进任何重大的传教活动。
利奥五世曾于816年试图请一些保加尔人使节参加基督教崇拜仪式，以此加强他和他们刚刚订立的和约。
他的尝试遭到嘲笑，人们认为这就像把珠宝投给蠢猪一样：暗指最好还是让保加尔人去过他们自己的野蛮生活。
这种情况自9世纪60年代以后发生了变化，但是在我们上述的主要事例中，都是外国君主采取主动的态度，他们要求皇帝派遣能够深刻阐释基督教信仰的教师，或能够着手帮助他们建立宗教组织的高级神职人员和教士。
根据君士坦丁-西里尔的传记，他前往哈扎尔和摩拉维亚的传教活动反映出皇帝在努力满足这些国家的君主各自提出的要求，派满腹经纶的学者批驳犹太教和穆斯林异教分子，并协助教导这些民族理解纯正的基督教信仰。
大约与此同时，罗斯人于860年未能在其袭击君士坦丁堡的洗劫中得到丰厚的战利品后，提出接受传教的要求。
有一位主教被派前往，这个活动没有取得什么成果，但是却给了佛提乌一个宣称罗斯人是皇帝的“臣民和属下”
的机会。
皇帝米海尔三世非常可能是受当时局势下发生的一系列特殊事件的压力，才对这类要求采取比以前四平八稳的态度以及更加主动的回应。
罗斯人的袭击在君士坦丁堡居民中产生了极大的恐惧，抓住机会派遣一位高级教士去北方地区以避免他们再度来袭应该是明智的，这个机会看起来是抓住了。
与此同时，哈扎尔人君主及其贵族于861年前后，不顾君士坦丁-西里尔一再说服他们接受基督教的努力而决定接受犹太教，这种冷漠的回绝对拜占庭人是个极大的羞辱。
此事肯定警示拜占庭人，野蛮人可能以他们愚蠢的方式看问题，他们令人意外地鲁莽地转向了这种对拜占庭皇帝没有好处的一神教。
同样的转变事件也似乎多次发生在紧邻拜占庭帝国的地方。
9世纪60年代初，保加利亚汗王鲍里斯就犹犹豫豫地想要接受东法兰克国王“日耳曼人”
路易（LouistheGerman）方面的基督教。
米海尔三世难以平静地看待鲍里斯和法兰克教会组织或者西方教会间建立正式的关系：这将非常可能强化鲍里斯和路易之间刚刚开始发展的政治联盟。
当初这十年的局面就是如此，这个时期皇帝指导下的传教活动出现空前活跃的情况。
如果我们按照拜占庭人关于这些事情发展的看法去解释的话，保加利亚人接受基督教东正教信仰是米海尔三世主动传教的结果：他威胁对保加利亚人发动地面和海上进攻来恫吓鲍里斯，后者被吓坏了，为了取得和平而提出皈依基督教。
皇帝因此可以被看作保加利亚人皈依的指导者。
显而易见，由此得出的推论就是，米海尔三世发动了一次有先见之明的攻势，以阻止鲍里斯主动与西方教会结成任何联盟。
然而，这就使拜占庭有关鲍里斯主动要求皈依的其他版本的描述变得一文不值。
根据其中一种版本的说法，他在信仰上得到一位被俘僧侣的指导，后来在其妹妹的劝说下接受了基督教，而她本人则是在君士坦丁堡皇宫逗留期间皈依基督教的。
还有一种版本说他是在一位为他绘制最后审判画像的僧侣的影响下皈依基督教的，这幅画画得极为逼真，鲍里斯相当震撼，立即接受了洗礼。
这些描述并不一定因为其带有明显的圣徒传记色彩而完全不可信。
当时很可能确实出现过这种情况，皇帝因鲍里斯过分亲近东法兰克人而发出军事威胁，迫使鲍里斯本人采取主动行动请求接受拜占庭皇帝派遣的教士为其洗礼这样的事：后者可能花了一些时间权衡利弊，认为放弃异教信仰而使其本人的王位不被他人取代是有利的，也可能是他注意到哈扎尔人君主当时刚刚接受犹太教信仰的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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