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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担任君士坦丁堡牧首的佛提乌在保加利亚的鲍里斯皈依基督教后不久就给他写了一封长信，对他的这个新皈依者没有做出任何宽让：大公会议决定下来的信条写得十分明白，鲍里斯的责任就是用启发式的术语去宣讲，而这种术语主要来自佛提乌所熟悉的那些古典希腊的权威作品。
由美多迪乌斯使用教会斯拉夫语写作的布道词在道义上的种种要求非常严厉，这构成摩拉维亚法规的内容。
这表明，那种思维深邃语气刻板的风格准确地记录了他们的工作情况，这都保留在描述美多迪乌斯和君士坦丁-西里尔传播福音活动的传记中。
伊戈尔·舍甫琴科（Ihor剰evenko）说，那些用于传教工作的“材料过分复杂学究气了”
，其风格仍然保留在罗斯《往年纪事》（Primaryicle）这部书中，那段“演讲式”
的文字据说就是一位拜占庭“哲学家”
于10世纪80年代末期对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说的。
当时弗拉基米尔正对犹太教、伊斯兰教等一神的不同分支进行认真权衡，并最终难以拒绝地选择了拜占庭风格的基督教。
早在9世纪，伏尔加河流域的保加尔人统治者就曾接受过伊斯兰教，当时帝国当局尚不能以平静的态度认真看待伊斯兰教在黑海北方地区的传播。
这样，传教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君士坦丁堡通过与其他“书本经文上的宗教”
进行论战的形式来进行的，其风格特点在于维护皇帝虔诚信仰和最高睿智方面的名声。
为了继续完成这些任务，更早期的传教领袖需要解答统治管理和公平正义方面的问题，他们在其作品中可能也在口头上保持道义说教的制高点。
在某些方面，拜占庭当局在传播福音工作中的作用也反映在诸如商业等其他方面。
传统的看法认为，外国人到君士坦丁堡来，而不是由拜占庭向外传教或者引导所有人类都归顺福音书的行为是有利而适宜的。
我们也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君士坦丁堡存在传教“学校”
或此类特殊的训练，例如对那些外派人员进行相关的语言训练；也没有发现专门用于对外派遣教士冒险拯救灵魂的文学作品。
有教养的主教在被外放出“上帝保护之城”
及其宫廷环境前往边远教区期间满怀悲凉之情，这不仅仅是文学上的僵化模式。
尽管如此，当局内省式的“姿态”
还包含着现实主义的态度，并有助于吸引那些外国君主，这多少有些自相矛盾。
尽管中期拜占庭教会已经采取更为公开主动传教的态度，使它赢得了为信仰做出更多牺牲的美誉，但是这并不一定就会掀起皈依基督教的**。
在任何存在着拥有适度凝聚力的政治机构的地区，当地君主的许可是开展传教工作必需的条件。
事实上，那些在其社区内具有社会地位、影响力和各种资源的人，对传教工作给予的积极合作也多多少少是不可或缺的，特别是当普通民众将要被引导着放弃其寻求美好的“古旧方法”
时更是如此。
在牧首尼古拉写给阿兰尼亚大主教的信中就表明，他非常清楚精英阶层成员的关键作用：他劝导后者对阿兰人一夫多妻的习惯多加宽容，特别是涉及那些有关的“上层”
成员时更要容忍，因为“他们拥有极大的权力对抗整个民族得到拯救”
。
我们还必须记住，在精英阶层中经常存在对新宗教的不同意见。
保加利亚的鲍里斯就突然遭到许多“贵族领袖”
对皈依基督教的暴力反对，而基辅的奥尔加之子斯维亚托斯拉夫则拒绝她试图使他皈依基督教的努力。
他坚持说，如果同意的话，“我的随从就会开始嘲笑我了”
。
以皇帝的观点看，使北方各民族上层出现基督徒将会获得相当大的好处，正如事实表现出来的那样，特别是那些具有更稳定社会结构的民族的领袖对此采取非常主动的态度就更为有利。
如果一个君主对其本人接受拜占庭帝国基督教感兴趣的话，或者他更不幸在各种不同的一神教形式间犹豫不决的话，皇帝就会采取行动，而他的知识分子就会为这个君主提出统治管理的详细思路。
就此而言，帝国的皇帝就是榜样。
十分荒唐可笑的是，帝国当局对于抓住每个“传教机会”
派遣经过培训的教士团队去传教持非常超然的态度，并对此明显缺乏热情，这反倒使得其信仰崇拜礼仪对外国君主产生更大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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