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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恺撒里亚（今土耳其东北部的尼克萨尔）主教格里高利，在3世纪40年代展示出很多令人难以置信的奇迹，因此获得“奇迹制造者”
的美名。
有一个问题出现了，为什么总体看来修道士把那些超能力从已经地位稳固的教会那里夺走了呢？一个很简单的答案是，自从君士坦丁时代后，教会便失去其魅力。
它变成政府机关的一部分，负责意识形态和福利事业。
领着薪水的主教掌握着大笔金钱，他们管理着众多的农业和商业财富，凌驾于市政议会之上，行使司法职能。
他们中间很少有人能得到公众的垂青。
修道士则不然，他们独立于教会之外，看上去就像在扮演基督肉身的角色。
即使他们居住在荒漠，也没有切断和社会的联系。
一位著名的圣徒可以吸引拜访者不远万里前来膜拜，以享受和他相聚、治愈病痛和获得箴言的欢愉。
有时他还会处理争端，扭转自然灾难，求雨，或者以合理的理由介入政府的行政管理事务。
然而事实上，引起社会关注并非东部帝国禁欲主义的目的。
修道士的主要目标是实现个人的尽善尽美，正如查士丁尼一世在他的立法中所言，这让他能够亲近上帝，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他才能通过他的祷告使社会受益。
我们已经强调过几个对拜占庭世界有持久影响的新变化：既亲密而又相互渗透的教会与国家关系；完整的基督教哲学体系的产生；古典教育和截然不同的基督教思想之间难以调和的分裂；独立于地位稳固的教会之外的修道生活及其吸引力所带来的利益。
所有这些现象都植根于4世纪的现实生活，但是又几乎完整无缺地在新世界中延续下来。
如我们前文所述，还有一个重大变化是重大神学争论的平息。
第七次基督教大公会议（787年）后，拜占庭基督教会“合上了他们的书卷”
。
看上去所有的异端都已经灭绝。
大家最终达成一致的教义是如此完美，以至于此后没有什么可增加或剔除的了。
正如19世纪圣彼得堡大主教所言：“我们的教会没有什么发展。”
传统的多神教甚至在晚期罗马帝国崩溃之前就从东部帝国消失了。
我们已经大胆推测，在君士坦丁时代，基督徒大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0%；到4世纪末期，他们的数量增长到50%；而到5世纪晚期则达到90%。
查士丁尼毫不留情地抹去多神教徒的最后一丝残迹，此时的多神教徒分布在社会阶层的两个极端，一头是顽固的学者，一头则是目不识丁的农民。
皈依基督教的速度因此变得十分迅速，很可能是由于功利因素而非信仰因素，同时遗留下很多“迷信的”
因素：如求助于巫师和术士、公众性的舞蹈、佩戴面具、在酿造葡萄酒时向“邪恶的狄俄尼索斯”
请愿，以及在新月时点燃火焰等。
基督教“五六会议”
（692年）规定必须禁止这些“希腊式”
活动，但是它们确实一直延续了下去。
从考古记录中我们发现了大量当时人们佩戴的护身符，尽管上面的内容已经逐渐从多神教诸神变为天使和圣徒。
多神教留下的艺术遗产也已经被基督徒狂热的力量彻底破坏了。
从4世纪晚期开始，人们从基座上推倒众神的雕像，拆除那些规模宏大的神庙，或是剥去多神教的装饰后改建为基督教教堂。
当然，不是所有东西都可以轻而易举摧毁。
在雅典的帕特农神庙，基督徒涂抹掉三面刻有浮雕的墙体，但随后还是放弃了。
多神教艺术的残迹，例如坟墓中刻有浮雕的石棺，从此顶上邪恶和魔鬼的光环，人们都对其畏而远之。
然而，有点让人惊奇的是，神话中的那些主角依然在小康之家的私人生活领域中保留下来，最晚一直延续到7世纪，尤其是在地板马赛克、银器和织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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