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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418年，西哥特人被安置在阿基坦（Aquitaine），他们在图卢兹（Toulouse）建立王国。
作为回报，他们答应保护这一地区免遭其他蛮族的破坏。
这样，西部地区各省的社会上层人士出于政治目的开始汇聚到蛮族领袖的王宫中，而拉韦纳皇宫的势力则逐渐退出视线。
到5世纪中期，皇帝有效掌握的地区只剩意大利了。
如果说5世纪对罗马帝国西部省区的政府结构来说是个关键性时期的话，东部的形势则没有发生那么翻天覆地的变化。
西哥特人的迁徙加上匈人逐渐向西进行的军事活动意味着，对于君士坦丁堡来说，蛮族问题没有拉韦纳那么紧急。
即使如此，东部当局也没有什么办法来阻止匈人入侵巴尔干半岛。
阿提拉于453年去世，匈人政权随之土崩瓦解，但他们又不得不允许一大群有潜在危险的东哥特人定居在巴尔干北部，这些人之前是匈人的属民。
最终，大批东哥特人于489年被皇帝说服，在其首领狄奥多里克（Theoderic）的率领下挥师西进，从奥多亚克手中夺回意大利。
狄奥多尔克在那里建立了新的政权，他在口头上虚情假意地承认帝国的宗主权，但仅此而已。
至关重要的是，5世纪是罗马与波斯关系的缓和时期。
这两大帝国都充分意识到它们面临着由欧亚大草原的混乱局面造成的巨大威胁。
在这一背景下，合作就成为一种必要的选择。
然而，我们也不应过分夸大东部帝国在5、6世纪之交时的实力。
东部帝国统治当局无法为西部的防卫做出任何实质性的贡献。
从东部帝国现存的法律文献以及埃及的档案文书中可以看出，和西部一样，君士坦丁堡的皇帝也在战争中遭受失败，他们无力阻止贵族庄园的扩张，以及那些庄园主人的逃税行为。
君士坦丁堡政治局势时有不稳定，特别是在泽诺皇帝统治时期（474—491年）出现了一系列宫廷阴谋和起义活动。
另有两个因素进一步削弱了帝国的统治权力。
首先，从451年的卡尔西顿基督教大公会议（theEicilof）起，东部教会就发现自己陷入了一场基督身份中神人两性关系问题的痛苦争论之中。
在该次会议上达成的关于这一关系的定论遭到埃及和叙利亚地区教会领袖的激烈反对。
大部分埃及教会人士拒绝接受卡尔西顿神学理论的行为对皇帝权力构成了直接的挑战，为此皇帝想尽各种应对方式，包括有限度地迫害、哄骗以及妥协，但是一切都是徒劳无功的。
皇帝阿纳斯塔修斯一世（AnastasiusⅠ）比较同情反卡尔西顿派的倾向激发了亲卡尔西顿派的敌对情绪。
这场争论令人非常头疼，同时让所有人精疲力竭。
查士丁尼一世统治早期，对上述每一项威胁帝国统治的挑战都做出有力的回应。
他的即位标志着自戴克里先以来罗马统治者最强有力的时代的到来。
527—541年，其主要目标集中在彻底重建罗马国家上。
查士丁尼一世于527年继承其年迈的舅父查士丁的皇位，成为帝国唯一的奥古斯都。
查士丁尼一世和他的舅父一样是位军人，他夺得皇位的首要基础是军队的支持，这就在君士坦丁堡的贵族圈内引发一些猜疑。
因此，对于新皇帝来说，他必须要尽快地树立自己的权威。
查士丁尼一世在527—541年间实行的改革应该被看作一个整体。
正如他在君士坦丁堡建造的那座穹顶奇观，即圣智教堂（HolyWisdom）或圣索菲亚教堂一样，重新树立皇权具有主宰万物的权威的观念需要依靠一系列涉及众多领域的政策作为支撑，这其中包括了宗教、法律、行省管理、财政政策和皇权观念等。
首先，查士丁尼一世再次重申皇帝对其臣属的宗教生活的控制权。
新皇帝于528—529年发布的第一批法令就推出迫害上层社会中的多神教徒残余分子、异端分子和同性恋者的政策。
523年，查士丁尼一世第一次千方百计地努力调和教会中卡尔西顿会议支持者与反对者之间的矛盾，试图确立所有人都能接受的神学信仰，并且断然无情地惩戒和放逐那些违抗皇命的主教。
与此同时，皇帝希望扮演更为积极的角色，试图成为臣民宗教生活中的神学仲裁者。
查士丁尼一世比他之前的历代皇帝更为明确地宣称，皇帝和教士的权威都来自同一个神圣的源泉，因此皇帝有责任独自控制教士和基督教会的活动。
皇帝的典礼仪式也逐渐变得更具宗教气息，强调皇帝处于神权与世俗权力交汇点这一独一无二的地位。
除了坚定不移地重新在自己臣民的宗教生活中树立皇帝的核心地位之外，皇帝试图再次明确他对世俗政府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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