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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8—534年，查士丁尼一世的顾问团队更新并编纂帝国的民法，重塑原有的法律结构，以为现实需要服务。
皇帝在罗马传统中有史以来第一次被确立为法律唯一的源泉。
正如查士丁尼一世所言，是皇帝“赋予法律以生命”
。
在帝国新法律架构出台的同时，查士丁尼一世试图使该法律更为有效地为其臣民服务。
535—539年，他向至少17个行省的政府和管理机构颁布法令，以阻止这些总督因接受贵族大地产者的贿赂而贪赃枉法，并确保至关重要的税收收入。
正如查士丁尼一世于539年在埃及发布的敕令所言，城市议会议员、大地产者和帝国官员的逃税行为“严重危害了我们国家自身的凝聚力”
。
然而，查士丁尼一世及其大臣事实上是在试图恢复旧有的氛围。
立法计划虽然是对现实的革新，但这些法律和行省管理上的改革表面上却表现为复古和恢复传统。
法律得以恢复往日的荣光，行省管理方面的改变也力图与古代皇帝的规定相吻合。
除此之外，查士丁尼一世对帝国东方、北方和西方的入侵之敌采取富有攻击性的策略。
在与波斯的关系方面，他遵循先辈皇帝查士丁和阿纳斯塔修斯一世的政策，重修帝国与波斯边境上的许多防御工事。
同时，他还在具有至关重要战略地位的外高加索地区扩张帝国的势力，并且积极扶植罗马帝国在波斯侧翼阿拉伯地区的代理人，即加萨尼德（Ghassan）部族的首领。
同时，查士丁尼一世在其统治早期巩固了帝国在巴尔干半岛的势力。
他对多瑙河地区的蛮族部落奉行狡猾的种族政策，挑动它们彼此争斗不休。
在罗马帝国疆域内，他在巴尔干内地建立了许多城堡、城墙和防御工事，以减少蛮族入侵带来的损失。
在军事方面，东方和北方边境是查士丁尼一世重点关注的地区，几乎在任何时候都不掉以轻心。
6世纪30年代，皇帝利用北方汪达尔王国和意大利哥特政权的政治动**，试图恢复罗马人对这些地区的直接统治。
从很多方面来看，这是一场投入不大的战争：进攻北非的大约只有1.5万名将士，而在旷日持久的意大利战场，也只投入3万多军队。
然而，这些在西部的突袭行动却取得成功。
533—534年他夺取北非；在535—553年的战争之后，意大利也被收复。
6世纪60年代早期，查士丁尼一世的军队甚至能够在西班牙南部取得立足之地。
这些胜利对于恢复帝国在地中海中部和西部世界的政治、意识形态和军事领域的地位起到重要的作用。
然而，从6世纪40年代开始，查士丁尼一世统治的前十四年间那种典型的雄心勃勃、充满自信的情绪开始让位于相对更为悲观的态度。
这有几点原因。
一些思想守旧的人士，如历史学家普罗柯比和另一位当时的作家吕底亚的约翰（JohntheLydian）觉得恢复罗马帝国往日荣光的代价太大。
这两位作家都旗帜鲜明地否定查士丁尼一世内政和财务首席大臣卡帕多西亚的约翰（JohntheCappado）的政策。
约翰后来失去皇帝的宠幸，并于541年被放逐，也许就不会令人感到惊奇了。
此外，尽管查士丁尼一世对波斯采取更有攻击性的立场，萨珊王朝依然有能力突破帝国的东部防线。
540年，波斯国王科斯洛埃斯一世（KhusroesⅠ）从美索不达米亚入侵罗马帝国边界，并洗劫了安条克城——这一事件给普罗柯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作品中记载，当打算通报这场大灾难时，他为此“感到头晕目眩”
。
也许最为关键的在于，查士丁尼一世的内政、财政和宗教政策自身也开始面临困境。
关于卡尔西顿会议的争端很明显越来越趋于纠结难解。
在553年第二次君士坦丁堡大公会议上，查士丁尼一世的神学家认真制定神学规范，试图满足各派的需要。
然而此时此刻，在卡尔西顿问题上的冲突已经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这些冲突的参与者根本没有兴趣达成教会内部的和解，因为他们认为和解对于他们各自尊崇的前辈英雄是一种不敬之举。
在财政方面，帝国于6世纪40年代遭遇严重的淋巴腺鼠疫的冲击，这场瘟疫始于中非地区，于541年经红海首次传入帝国境内。
这场瘟疫很快从埃及传播到君士坦丁堡、巴勒斯坦、叙利亚、小亚细亚、巴尔干半岛、北非和意大利各地。
瘟疫的第一波传染及之后的反复肆虐重创了帝国的城市和乡村腹地，许多不同地区的同时代作家都记录了这一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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