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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科学院院士卡内罗教授，以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和中南美洲等古代社会为例证，提出了国家起源模式上的限制理论。
也就是由于环境的限制，战败的村民无处可逃，或者基于利弊权衡，不愿逃走，故而屈服于战胜者，或者沦为附属纳贡者，或者整个村落被战胜者吞并。
随着这种过程的反复出现，较大政治实体的整合情况出现了。
强大的酋邦征服弱小的酋邦，政治实体迅速扩大。
最后，政治单位的复杂情况与权力集中情况都演进到一定的程度，国家也就随之产生了。
我感觉中原国家的兴起，与上述情形非常相像，资源集中与社会限制这两种因素在中原国家形成的过程中应该也起过作用，卡内罗的理论给我们思考中原古代国家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启发。
后来的中国就是在中原国家的基础上，涵盖了以前所谓的蛮夷戎狄，逐渐这么滚雪球滚出来的。
从古到今，中国是一个不断开放的存在，一直都在吸纳新的人群。
“华夏”
或“汉”
首先是定居农耕，这是最底层的基础，新的人群进来了就得定居农耕，这就是赵汀阳先生所说的旋涡的力量吧。
我觉得不一定是“汉化”
，汉化还是我们本位主义的思维方式，实际就是新的人群适应中原定居农耕习俗了。
然后使用汉字，汉字的使用也有凝聚力，它是一个有效的工具，也是一种霸权——话语霸权，对吧？最后形成汉字典籍的霸权，等于说你有记载，而人家那边没有记载，历史也就这么一直在建构，对不对？历史一定是胜利者书写的。
但考古学从某种意义上说其实能恢复很多被遮蔽的东西，比如说你一看三星堆，它确实跟我们所熟知的中原文明这套东西是不一样的，当我们去看时发现自己有一种惊讶的感觉，就说明你有一个思维定势，说这个地方不该出现这样的东西，那么为什么不该？这就要反思我们的思想路数了，对不对？为什么这个地方不该有这么高的文明，说明我们以前的历史建构是有一些问题的，以前的认知框架有问题。
王明珂先生说得好：“‘异例’（anomaly），是我们反思自身知识理性的最佳切入点。”
所以我一直持谨慎而开放的态度，不敢排除各种理论和史实上的可能性。
李礼：我注意到您提醒说，中国从来就没有自外于世界，我们现在思考的所有问题都是中西交流碰撞的问题，几乎没有例外，而考古学跟这问题是密切相关的。
这个话题是不是您这么多年工作、研究有感而发，有什么当下的关怀？
许宏：现在想一想，其实我们的知识是非常浅薄的，我们有全球史的观念，也就是从五六十年以前开始的吧，对不对？现在对整个全球文明史的把握，也不能说十分确切，这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现在我们说全球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一般朋友会说是500年前大航海那个时候吧，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才导致全球化这个态势出来的。
其实可以说，全球化5000年之前就开始了，因为青铜冶铸技术的扩散，就是最早的全球化浪潮，已有了这样一个趋势。
这些东西都在考古学家手下逐渐变得清晰起来。
而对古代中国的认识而言，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一定要把中国文明的形成放在全球文明史这样一个大的框架里边，我们才能看清它的来龙去脉。
有学者对整个欧亚大陆青铜文明的态势做了梳理。
距今5000年前后，欧亚草原青铜文化已经进入初始期的前段了，而东亚地区仅有零星的发现。
到了欧亚草原青铜文化初始期后段，比二里头还要早，距今4000年以后，已经是星火燎原的态势了。
二里头开始出来的时候，欧亚草原已经进入了青铜文化发达期的前段。
所以整个东亚大陆青铜的动向应该是跟内亚地区密切相关的。
而再往东，朝鲜半岛进入青铜时代已经是东周时代的事儿了，日本则几乎没有青铜时代，青铜跟铁器是一块儿传进去的。
这样一个脉络是非常清楚的。
以青铜冶铸技术的传播为中心，在龙山时代到殷墟时代这1000年左右的时间里，有大量的外来因素进入东亚大陆腹地，例如小麦、黄牛、绵羊、车、马，带有长斜坡墓道的大墓，用骨头占卜的习俗，甚至甲骨文，我们都没有在中原找到它源于本地的证据线索。
甲骨文源头的发现现在还有缺环，还看不清楚，突然就这么发达了，怎么来的还是个谜。
大家知道文字这个东西，如是原生的，可能需要相当长的孕育过程，但也完全有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接受外来的刺激和影响发明出来，比如西夏文字、契丹文字和日语，都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借鉴发明出来的。
另外，像二里头这样的管控大范围人群的政治实体，究竟是我们独立自主地发明出来的，还是受到外边的影响才出现的，这都有待于进一步探究。
一句话概括，那就是中国文明从来就没有自外于世界，一定要把早期中国的形成和发展，放到全球文明史的框架里面去审视。
李礼：考古学家似乎只对遥远的过去感兴趣，不过考古学家很难置身于当下之外吧？比如我们知道考古学曾经卷入所谓“儒法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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