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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秦王朝又是一个大节点，它开启了辉煌的帝国时代（包括秦汉帝国、隋唐帝国和明清帝国三大阶段）。
正如黄仁宇先生所说的，赈灾之外，就是治水。
但治水应该是很晚近的事了，最早是东周吧。
人定胜天的概念在上古根本就谈不上，现在也不可能。
时代越早，人受自然的束缚就越深，比如大禹治水的那个时候，人就跟蚂蚁一样，根本没有能力去治什么水。
环境考古学者最新的解释是，大禹之所以能够治水成功，可能主要得益于当时的气候好转而并不是人力所为。
一旦气候好转，季风降雨正常化，植被恢复，大洪水等灾害自然随着气候的好转而好转。
但限于当时的知识水平，先民们可能并不知道气候突变与洪水灾害之间的关系，他们将水患的平复归功于领导他们治水的大禹，自然是合情合理的。
这可能就是大禹治水传说背后的真实故事。
应该说，专家的研究结果比较好地解释了人们相信史前洪水的发生但却怀疑大禹能否治水成功之间的矛盾。
在东亚大陆，大规模的治水要晚到帝国时期，黄河和长江两大河流统一在一个版图里才好治理。
第三个影响中国古代史的要素是防御北边。
中国这块大盆地的北边，畜牧、半农半牧或游牧的族群一直伺机南下，比如后来的匈奴、所谓“五胡乱华”
、鲜卑、蒙古和女真。
这个构成了华夏族群抱团做大的一个重要的外因。
由是我们知道北方族群的南下，构成了中国古代史的一大景观，没有中国大北方的参与，一部完整的中国古代史是无从谈起的，甚至可以说，整个中国古代史，就是一部“胡化”
的历史。
这说的是秦汉及以后的情形，商周甚至更早的时候，我们不清楚王族是从哪儿来的，但无论是从DNA检测还是体质人类学来看，殷商就有浓重的北方因素，已不是什么学术禁忌。
李礼：记得傅斯年先生质疑，到底谁是诸夏，谁是戎狄？早期中国其实主要用生活方式和文化来区分不同仁群。
而且他们是不断融合的，比如钱穆先生后来提到，南北朝之后，北方的所谓汉族已经是融合不同族群的一个新汉族了。
许宏：资源竞争导致人群冲突，关于解决方式，粗略地说有两种大的模式，那就是战败的一方走不走，肯不肯走。
王明珂先生曾分析过中国西北西南地区的情况。
强势的农耕者（所谓华夏人或者汉人）来了，占据了谷地最好的地方，原来的农业居民被赶到半山腰，成为半农半牧的人，被称为“羌”
人，本来住半山腰的那帮半农半牧的人又被赶到更高的地方，就成了“藏”
人，那里养殖牦牛，农耕的比例更低。
“羌在汉藏之间”
，华夏人口中的蛮夷戎狄不就是这么来的吗？这是一方被驱赶到大盆地的更外围，或者是从平原的中国被赶到了山地中国的区域。
但在认同上，这些差异不是绝对的，而且还是动态的，“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
。
第二种模式就是冲突两方都是居住在东亚大盆地中心的平原地带，都是农耕起家的，安土重迁，战败了也不肯走。
我经常思考二里头为什么能起来，就是东亚历史上第一个管控大规模人群的政治实体是如何起来的？二里头，应该是从公元前2400—前1800年前后各方“逐鹿中原”
的一个说法和结果，这几百年冲突剧烈，打得一塌糊涂，大家都不肯走，都不想离开这儿的话就得有个说法。
集团内部分化就得有所谓“人上人”
，而集团之间就得有“国上之国”
，于是，各集团认可的广域王权国家出现了，下边虽然还都是小国，相对独立，但逐渐被“同化”
，认可这个大的“国上之国”
，夏、商、周三代王朝就是这么起来的，形成了华夏—边缘这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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