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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这个对宗教沟通的垄断的过程，也就是一个社会复杂化、文明化和国家化的过程。
考古学能观察到的有这样一些现象。
建筑上，从半地穴式或地面式的小房子、大房子，到高出地面的台基式宫室；聚落结构上由向心开放的部族居住地，到密闭的、排他的、有序的宫殿区；最常见的陶器由以红陶、彩陶为主变为以黑灰陶和彩绘陶为主，彩陶是大众日用品，彩绘陶（烧制后绘彩）则基本上为贵族所有；聚落的防御设施从环壕到方形或长方形的城址；墓葬从没有或罕见葬具、薄葬到棺椁齐备的厚葬；随葬品从罕见礼器到玉、漆、陶礼器直至各类青铜礼器，从以量取胜到成套出现、注重组合规制。
上述仰韶时代向龙山时代过渡阶段在方方面面的变化，给人的感觉是这是个大动**、大分化、大改组、大整合的时代。
这可以看作中国文明形成期的第一个大节点，按中国考古学界的提法，大致从此时进入了古国时代或邦国时代。
古代中国为何缺乏彼岸意义上的宗教信仰，是个有意思的话题。
一种解释是中国文明的基盘是纯农业，发达的农耕导致人口增长、密集分布，彼此间人际关系紧张，所以人们的主要着眼点放在解决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问题上，关注点集中于社会道德伦理层面。
“有用”
成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空灵高远的宇宙由来、彼岸宗教和哲学科学思考等偏于“无用”
，也就很少为注重经世致用的古代中国人所关注了。
我们有一句老话叫“地大物博”
，但实际情况很可能是地大物不博，资源并非太丰足，或者尽管丰厚但还是不足以养活太多的人口。
一个另类的观察是欧美人吃肉基本是挑动物身上最好的部位吃，而中国料理“广谱食物清单”
中其他族群不吃的凤爪、猪手和各类动物内脏统统都有，是否暗喻着农耕时代食物来源的短缺。
吃饱饭，一直是古代中国人的一个天大的问题。
许多特质都是从这里生发出来的。
▍ 陶寺彩绘陶壶（左）、彩绘龙纹陶盘
张光直先生认为以殷商文明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文明就是一种充满巫术色彩的“萨满式文明”
，但这一观点没有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可。
表面上殷商人重鬼神，其实这些鬼神是他们的祖先，其他文明群团的鬼神大多就是鬼神，属于巫鬼之类，而中原人是祭祖先，这种宗法中的血缘关系，到现在为止在中国人的生活中还有极大的影响，我们缺乏公民意识，彼此之间是称兄道弟的家人，套近乎都是血缘和拟血缘的那一套，重私德而轻公德。
恩格斯等经典作家关于国家的定义最重要的一点，是地缘共同体取代血缘共同体，但是中国的早期国家绝非如此，血缘共同体长期存在。
从战国时期的临淄齐国都城出土的一些标记氏名的陶文看，“同里者大率同氏”
，表明聚族而居的传统实际上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
所以血缘这个东西是中国文明的一个极大的特色，原始社会的那些血缘亲属关系没有彻底被突破，一切政治结构、社会结构都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所以才有所谓家国一体，国、家合为一个概念，一直延续到现代汉语还是这样。
李礼：今天，中国文明起源多元论被越来越多的人认知和接受。
同时很多人思考，为何周秦之变后，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会更多地成为主流国家治理方式？你对此是否有过思考？
▍ 张光直作品《商文明》英文版（1980年）与中文版（2019年）
许宏：最近十几年来开始更多地看闲书，看到黄仁宇先生讲中国大历史的那几句话我完全认可。
刚才说过，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如何解释长期存在的中央集权，可能需要考虑以下几点。
东亚这一片大盆地的地貌导致每年东南的季风跟西北的寒流交汇，它们**得正好的时候是风调雨顺，但那种时候是非常少的，碰撞得很厉害的话，就是洪涝灾害；没碰撞着就是干旱。
遇到这些自然灾害，第一个要应对的就是赈灾，一个地区旱了、涝了、粮食不够吃了怎么办，或者上游弄个坝把水拦住了，粮食歉收我跟你借粮你不借，百姓吃不饱，对各国来说都是很大的事。
那么，如果你那块地方属于我的，这事不就好办了吗？统一管理等于说是代价最低的，可以做到利益最大化。
中国历史中的大变革，前面说仰韶、龙山时代之交，是可能的“绝地天通”
的大变革，构成社会复杂化的第一大节点，而二里头应该是第二大节点，二里头结束了古国（邦国）时代无中心的多元，从“满天星斗”
到“月明星稀”
，进入有中心的多元，这就是王国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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