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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隔二三百年来一次改朝换代，如同割一茬韭菜，从都邑的鳞次栉比、高度繁盛到尸横遍野，宫殿在鼎革之际一般都是被摧毁的，在否定前朝的基础上建立新王朝。
注意这里我随意用的“鼎革”
一词，鼎为传国重器，鼎易手了就标志着朝代换了。
古代中国人把这个看得很重，所以著名艺术史家巫鸿教授说这里边有“纪念碑性”
是有道理的。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基本上很难有延续千年以上的“圣地”
，而礼器在这里就承担起了作为政治符号的作用。
从春秋时期楚庄王问鼎于周王室，乃至成语“问鼎中原”
中的“问鼎”
，到蒋介石带往台湾去的那些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结晶的艺术品，都是对王权的追求。
为什么后世中国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延续着礼器和礼制思维，甚至表现出对艺术品的独占，我觉得这和中国的政治结构是相表里的，就是注重建立在家族血缘关系基础上的权威，从家长到族长，到一国的首脑，到周天子，到后来的皇帝，完全是为了这样一套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的稳定，一切都是为了这个秩序服务的。
但归根结底，这些又都是基于定居农耕生存方式的最佳选择，可以说是不太以个人乃至群体意志为转移的。
李礼：考古学无疑是一种对历史的长时段的考察和思考。
据您多年的研究和观察，如果有一个长期存在的“中国文明”
，它的与众不同之处或特征到底是什么？它的问题或者说所谓“短板”
又是什么？比如梁漱溟先生曾认为中国是个过于早熟的文明，由此也带了一些问题。
它比西方文化更高明，却因“早熟”
而没有得到正常的发展。
许宏：这个问题最不好回答，尤其是像我这样做考古学研究的，我们的研究对象是形而下的“物”
，不敢过多地引申到形而上的层面，有一些想法也只能谈谈自己的感受。
就考古学本位而言，人类本来就是自然的产物，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尤其在上古时期人类绝对受到气候和地缘的极大影响，而所谓的形形色色的文化，都可以看作各区域的人类对当地自然环境与条件的一种适应方式。
东亚地区为什么到后来形成了称为“中国文明”
的这样一个东西，还需要先从东亚的地形大势来看，这里所谓文明的前提是定居和农耕，定居和农耕基本上开始于一万年前左右。
我们说整个欧亚大陆西部，是以地中海为中心的。
从人类走出非洲开始，地中海东岸就是一个大十字路口，文明的交锋冲突剧烈，许多领域都走在前列。
从克里特文明一直到希腊文明，都是海洋文明，那是商业和农业或农牧相结合的，属于外向型的文明。
东西方两边各自大的地理、地缘因素不同，导致他们处理跟自然的关系的方式不同，也就是文化底蕴的不同，然后逐渐开始分道，特色增强。
在东亚大陆，定居农耕发展起来后，由于地分南北，所以有稻作农业和旱作农业的差别，建基于此，各地的文化也各具特点，但整个中国像一个大盆地似的，可以看作一个大致独立的单元。
在500年前的大航海时代之前，东南方向基本上是隔绝的，除了有些渔民间的对外来往，这些往来也没有影响到整个王朝政治的大格局。
西北虽然没有隔绝人类活动的天险，但高原、高山、荒漠、戈壁，还是构成一定的屏障。
在它的中间，以黄河和长江流域为中心分布的华北大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平原之间，没有像阿尔卑斯山那样的阻隔，两条大河又都是横向的，便于交流和沟通，所以在比较早的时候就形成了一个所谓的松散的中国互动圈，张光直先生称其为“中国相互作用圈”
或“中国以前相互作用圈”
。
这个大圈子，在北方少数族群南下之际，由于中原之南还有南方可以作为迁移的后方和根据地，使得农耕文明不至于被彻底摧毁和替代，这是东亚大陆农耕文化圈的一个极大的地缘优势，这种地缘优势，又成为华夏文明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基础。
我把所谓最早的“中国”
界定在东亚大陆最早的具有核心文化性质的政治实体的出现、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的存在，这还比较保守。
因为再往前上溯，到六七千年的仰韶时代，甚至作为仰韶时代前身的裴李岗文化，有学者认为就已经开始有这种松散的中国互动圈性质的联系了，而这个应该是文化上的早期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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