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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句是，只懂中国已经搞不清中国了。
我想谈的就是一种文化呼吁，很多事情只懂中国已经搞不清楚、看不清楚了，对不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谈中国问题，必须把它放在全球文明史的视角下去看。
那么像民族主义在其中起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作为本土学者，当考古面向公众，该怎么把握这些，都是必须严肃思考的问题。
李礼：您刚刚出版的《东亚青铜潮》是一种全球文明史的尝试吗？您写作的立意是跳出中国来观察中国吗？
许宏：《东亚青铜潮》是我的“解读早期中国”
系列小书的第四本，的确是希望做一个跳出中国来观察中国的尝试。
现在看来，这四本小书虽然在出版时有各自的机缘，但回头看还是有其内在的逻辑性的。
如果说《最早的中国》是着眼于二里头都邑这一个点，属于对早期中国的微观考察的话，那么《何以中国》就试图回溯到二里头之前数百年的龙山时代，捋清二里头崛起的脉络与动因，属于中观考察。
而《大都无城》的视野是从二里头贯通到明清北京城，对中国古都做了动态解读，就属于宏观考察了。
《东亚青铜潮》试图把东亚青铜文明的缘起放到欧亚大陆青铜文明的大视野下去观察，就可以称为大宏观了。
这本书的副标题叫“前甲骨文时代的千年变局”
，我从公元前4700年前仰韶时代零星出土的铜器开始捋起，对纵贯龙山时代、二里头时代、二里岗时代的青铜潮前锋和外缘做了大扫描，对核心区域——中原青铜礼器文明及其冲击波更是浓墨重彩，全书用考古材料勾勒出了殷墟时代之前东亚地区接受欧亚大陆内陆青铜文化影响而发生文化社会巨变的宏阔图景。
这本书的风格仍然是以材料取胜、述而不作的，但从中可以看到，作为广域王权国家的最早的“中国”
，在进入青铜时代后起步，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提速时代也就开始了。
从二里头到殷墟，青铜器的数量增加，体重和形体增大，从仅10多厘米高的单薄小爵，到高1米多、重800多公斤的大方鼎，意味着中原王朝国家对铜、锡、铅矿开发和供应的控制能力在逐步加强。
以商文明为主干，在东亚大两河流域的黄河和长江流域形成更大的青铜文化交流网，也带来了更大范围的社会整合——地方将资源和物资向王纳贡，而由王将作为身份地位标志的青铜礼器再向下分配，从而确立了对王朝的一元化的纳贡制度。
这一文化交流网络的扩展，正是中国青铜时代文明发展的成果与动力，更成为秦汉帝国版图形成的前提，奠定了古代中国的基础。
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青铜时代，中国西北地区是“改革开放”
的前沿阵地。
在丝绸之路之前，还有一条横贯欧亚大陆的青铜之路。
可以说，青铜礼器及其铸造术，催生了早期中国，而作为外来因素的青铜冶铸技术在其中起到了比较重要的催化作用。
李礼：对于礼制，您多有研究。
比如您熟悉的二里头青铜礼器的生产和使用。
一些学者认为礼乐制度是中国文明的特点之一。
如果说礼制本质上是一种等级秩序，那么等级秩序在早期各文明都程度不一地存在，为何在中国会成为一种绵延久远的政治符号甚至制度力量？
许宏：中国古代文献上说得很清楚，礼制就是等级名分制度，用来确定上下、尊卑、亲疏、长幼之间的隶属服从关系。
举行祭祀、朝聘、宴享等政治性、宗教性活动的建筑物及使用的礼器，是礼制的物化形式，它们既是社会地位的象征，又是用以“明贵贱，辨等列”
（《左传·成公二年》）、区别贵族内部等级的标志物。
说起来礼制就是用来辨识身份的，而中国儒家文化从根本上来说就不是讲平等的，比如君子、小人分得都很清楚，礼制就是区别人与人之间的等差。
宗法等级制和与此相适应的一套礼乐制度，所体现的就是特权和社会成员间的不平等。
按理说广义的礼制，哪个早期文明都有，但中国这一套不一样。
人家把青铜这种当时的高科技用来做刀剑，用来做工具和装饰品等，古代中国人则把它做成自己认为最重要的东西，那就是祭祀祖先的礼器。
很有意思的是，中国最早的礼器爵是酒器。
二里头发现了中国最早的青铜礼器群，正好在这个时候广域王权国家开始出现了。
为什么中国人做这类东西，这些礼器别看它小，包括所谓的“九鼎”
在内，它们的一个特点是具有便携性，它是可以跟着王族走的，是吧？这套东西是代表王权的，是身份地位的象征物，这跟西方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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