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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提醒大家，如果有任何学者提出原史时代在考古上——尤其是考古学文化与族属问题上——对号入座的定论的话，都需要打个问号。
我希望大家更多地独立去思考。
在这一方面，我的态度是一贯的：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排除不了任何假说所代表的可能性。
以前在很多考古问题上，大家所持的都是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立场，把假说当作信仰：我是正确的，那么你肯定就是错误的。
在这样一个环境下，考古学者要么会被指责为观点一直游移不定，因为不断会有新的考古发现推翻旧有的假说，要么就会被看作僵化保守，用一套成说来审视所有新的材料。
上海书评：您这种开放的态度在国内考古学者中似乎很少见，感觉更接近西方学者的思路背景。
许宏：我没有在西方长期留学的学术背景，是完完全全的土博士，是带着问题去发掘的一线考古人。
我接手二里头的时候，有点忐忑。
因为我以前在山东大学当教师，主要做山东地区的考古，博士论文是做先秦的城市，从来没有参加过二里头的论战。
但是我又认为这是我最大的长处，因为我是带着问题意识而不是固有成见来做二里头的，“一张白纸，可以绘最新最美的图画”
。
做二里头的前几年，我一句话都没有讲，很多人说第三任二里头考古队的队长关于二里头夏商分界的意见是很重要的，没有想到我最后说“我不知道”
。
实际上，这是一个认识论上的巨大变化。
中国考古学发展到今天，我们在认识论上开始反思。
像我这样不带任何学术成见、近乎白纸地进入田野进行考古工作的学者，最后得出的结论，与罗泰教授这样的西方考古学家的认识相当接近，这就是殊途同归了。
让我比较欣慰的是，我之前受罗泰教授的邀请，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做了三个月的访问学者，和那里做埃及考古、两河流域考古、中美洲考古的学者对话，大家工作的区域不同，但可以做很好的交流。
因为大家其实都是在用相同或相似的研究理念和方法来处理学术问题的。
去年我有一篇文章，题目就叫《关于二里头为早商都邑的假说》——我大概是中国考古学者里面第一个在论文题目中就明言自己这是假说的。
假说代表着一种可能性，而可能性与可能性之间是不排他的。
关于二里头、二里岗和殷墟这三种考古学文化，我们要么统一看成商代，要么夏代和商代两分。
其实，关于二里头属于商代早期这个话题，徐旭生先生在1959年就已经说过了，此后二十几年间一直是主流观点，我只不过是旧话重提而已。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主流观点一直在变，那么哪种观点更接近历史真实呢？根本无法判定。
其实，除了把它们都看成商代，或者分为夏、商两代，还可以先看成是三个不同的人类集团。
完全有可能。
目前二分是主流，但在我看来，商代一分和三分都是有可能的，都是开放的。
我在上海博物馆的讲座《对早期中国的叙事与想象》，说的就是这个话题。
▍ 2008年秋，与罗泰教授（右）在美国斯坦福大学
上海书评：中国的考古学研究依然高度依赖于类型学方法，而您在《何以中国》中说过，考古学文化所讨论的时间跨度动辄以数百年为单位，要依靠类型学排序，其实有很大难度。
您怎么看待这种方法的困境？
许宏：其实，在我看来，不是说类型学的方法已经过时了，而是我们现在做得还太过粗疏，应该更加努力地把它精细化。
比如说，我们以前说的考古学文化也是一种人为的聚类分析和归纳，适用于文化史阶段的研究，现在看来偏于粗疏，所以我们在呼吁聚落本位的精细化的研究。
我们现在认为，从20世纪90年代前后一直到世纪之交，考古学界经历了一个大的转型，从以陶器为中心的、注重编年和谱系的文化史研究，逐渐转到以聚落形态为契机的社会考古研究。
而这在欧美考古学界已经是几十年前经历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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