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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不完全是实证的学问，更多的是一种阐释。
这一点能够被公众所接受，是我们考古人最大的欣慰。
▍ 1937年春，殷墟第十五次发掘（《殷墟发掘照片选辑（1928—1937）》）
我们不能排除殷墟一直到二里头的部分人群是从中原以外过来的，但是“中国”
这个概念不一样。
这个概念比较复杂，时间上从金文来看最早是西周初年，区域上主要指的是都邑及其周边地区，具体地理位置则是在中原。
基于文献本位这样一个前提，我想大家都会认可。
“中国”
这个词相当于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这是我的用法，因为王朝跟血缘、世袭制相关联，很难从考古学上去论证。
既然“中国”
这个概念从文献中来，是一种认同，那么，去中原以外的地区寻找这样一个政治实体，就背离了文献本位的认知框架。
考古学最重要的方法就是从已知推未知，我们研究远古，可以从上古乃至中古的研究当中得到很多启发。
举个例子来说，我们常说，抛开了中国北方，一部完整的中国古代史就无从谈起，北方族群南渐的浪潮很有可能会上溯到早期中国广域王权国家兴起的那一阶段。
伴随着青铜技术的发展，我们在二里头发现了最早的青铜礼器群，在它前后，从龙山到殷墟这样一段时间内，有大量的外来文化因素进来，成为“中国”
的东西。
这些不见于中原的东西如果不被认为是中国的，那么有什么是中国的呢？比如小麦、绵羊、黄牛、车、马、骨卜（用骨头占卜的习俗）；再往后就是甲骨文——这么高度发达的文字系统，究竟是“无中生有”
地从中原及其左近的东亚大陆一点点地发展起来的，还是受到外来文明的影响和刺激而产生的，至少现在在中原地区还没有找到它的明确的前身。
同理，像二里头这样一个广域王权国家的架构，究竟是自己产生的，还是受到外来影响，都有待于进一步的探索。
一句话概括，那就是中国从来就没有自外于世界，一定要把“最早中国”
这个概念的产生和发展，放到全球文明史的框架里面去审视。
▍ 1971年，殷墟小屯西地出土的卜骨
上海书评：您的意思是，很多东西在进一步的文献证明之前，只能存疑。
许宏：我的思考很明显是考古学本位的。
文献话语系统和考古话语系统的契合点只能是甲骨文，在此之前试图对这两大系统进行整合的，都是推论和假说，都不是实证性研究。
自我评价这些年来我们在二里头的工作，我说对解决它的族属和王朝归属问题没有什么进展，但是，在二里头都邑的聚落形态和社会形态的研究上面，我们团队的业绩是当仁不让的。
可以说它是东亚大陆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或者说最早的中国，但从狭义的史学角度来说，我们是不是确认了它的王朝归属问题呢？没有。
与其说解决了什么问题，不如说是提出了更多问题，让我们的思维更加复杂化。
我跟刘莉老师在《文物》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文章：《关于二里头遗址的省思》。
这篇文章本来是用英文写的，发表在英国的《古物》（Antiquity）杂志上。
其中有句话说，“四十多年来，关于二里头文化的族属与王朝归属问题，几乎了无进展”
，在学术上其实没有问题，这就是实情嘛。
译成中文的时候，有审稿者提出要考虑国内读者的接受度，最后处理成了“这个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发现与研究”
之类的表述。
现在的公众习惯于标准答案，从小就被灌输说凡事都有个标准答案，但是在上古史与考古研究当中，根本就没有标准答案。
说起来好像我是考古学的专家，我讲的就是权威定论，其实也只是一家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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