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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回过头来看，中国考古学界也跟西方一样走过了相似的发展道路，只不过时间上晚了一些而已。
事实上，考古学本来就是舶来品，对中国考古学界来说，很多既有的考古学方法和理论并不存在是否该学习借鉴的问题，重要的是我们把这些方法和理论“拿来”
之后如何避免将西方经验教条地引进研究当中，而是要使之本土化。
我们做的区域系统调查即地毯式的踏查，收获颇丰，都是因应学科转型期提出的新课题，采纳了新思路和新方法，理论方法论的本土化是需要大力践行的。
上海书评：说到理论问题，您在一篇文章里面提到，中国考古学历来有漠视理论的传统，“特别重视考古材料的获取和考证，而不信任主观的理论，常以为‘理论’不过是一种成见，因而把理论硬套在考古材料上便不是严谨的治学方式”
。
许宏：这是张光直先生的原话。
这里面存在两难，如果没有一个理论模型的话，就很难对纷繁复杂的考古发现做出概括和归纳，但是如果存在一个理论模型的话，又可能把本来复杂的历史事实简单化。
然而必须得有这样的东西。
举个例子来说，像塞维斯（ElmanR.Service）提出来的人类群团、酋邦这些概念，目前在中国考古学界就存在争议，有的考古学家认为，使用这些学术概念是食洋不化，我们应该接地气，从中国的考古实践和文献当中提炼出中国特色的东西。
这个大思路当然是不错的。
比如，我们中国考古学界的前辈苏秉琦先生就提出了“古国”
“方国”
这些中国化的概念。
但是，有学者就指出，如果按照普遍接受的现行的科学理性思维来看，这些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是比较模糊的，有点像中国哲学那种大而化之的混沌意蕴，一旦拿到国际学术界里面，很难和西方学者展开对话。
因为一旦叫了“国”
，那就是定性了，日本学者在这个问题上面是比较敏感的。
日本的弥生时代受大陆东周秦汉文化的影响，引进了青铜器和铁器，《后汉书》《三国志》上面也有“倭国”
等众多小国的记载。
“诸国”
这个概念，日本的博物馆专门用片假名写作“くにぐに”
，而不用“国”
这个字的叠词，一旦用了就意味着是“states”
，而他们认为那些见于中国古典文献的“国”
，其实就是“首长制社会”
，相当于“酋邦”
（）。
而我们用的“邦国”
这类概念，就模糊了前国家社会和国家社会的区别。
按理说，“酋邦”
在西方语境中也是模糊不清的，争议很大，但无论如何，它是前国家阶段的复杂社会是没有疑义的，平等社会—酋邦—国家社会这条路径是很清晰的。
而到了我们这儿，古国、方国、邦国这些概念到底指的是不是“states”
，就都成了问题。
▍ 日本学者量博满教授（中）来到二里头遗址考察
我们要走中国道路，做自己的探索，这个方向是对的，但在具体研究实践当中，的确还任重道远，如何和走在我们前面的西方学界并轨对话，这还需要进一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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