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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疑古过甚之嫌，但是疑古派从科学理性的角度，扫清了考古学诞生的障碍。
傅斯年先生说，我们就是一群不读书的人，我们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
。
那个时候考古学不是象牙塔的学科，中国最早的政府主导的系统发掘，是要回答我是谁、中国是怎么来的、中国人是怎么来的这样一些大问题。
后来兵荒马乱，殷墟发掘了十几年，随着日本侵略就中断了，1940年代发掘品转移到首都南京，又移到重庆等地，整个学科基本还谈不上往深了发展。
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这第一个30年，我觉得基本上就是考古学者开始踏踏实实地从田野入手的时期，不管出现怎样的政治风潮，我们顶多是把语录印成黑体。
我们的前辈花了大量的精力，要解读无字地书，就需要一套解读的语言符号系统，他们在这方面花的功夫是很大的。
在大陆留下来的、正儿八经地留学海外且深得考古学精华的先生为数不多，其他大多是50年代文物考古短期培训班出来的。
黄河水库发掘，大规模会战，参与者最初完全不懂，培训几天之后就开始挖，真是白手起家，不断探索。
所以说前30年我们跟公众的沟通和接触基本中断，为了解读无字地书，我们一度成了象牙塔学科。
我从一个严谨、保守的考古学者，逐渐变得愿意做一些公众考古的事，是跟后来整个社会风潮和学科发展紧密相关的。
许知远：你刚才说考古学在中国诞生的时候，那一代先驱的出现实际上跟整个中国的危机意识有特别大的关系，包括对西方的焦虑感、对自己历史的焦虑感。
在你80年代上大学的时候，中国也有新一轮的危机意识吗？有呼应或者共鸣吗？
许宏：那个时候正好是一个节点，可以把中国考古分为前30年和后30年。
我们开始上大学的时候，没过两年就有国外的东西进来了，而前30年的考古基本上是中国本土的探索，是孤立的，和国外学界基本脱节。
80年代，伴随整个社会的躁动和活力，我们把传统考古学、新考古学、过程主义考古学、后过程主义考古学这些东西囫囵吞枣地努力吸收。
现在看来，不管我对这些东西懂与不懂，我觉得都给了我极大的给养，有助于我以前和现在的发展。
许知远：说说你去侯马的感觉吧。
那里变成分水岭了，有人逃离考古了，有人坚定地留下来了。
你去了发掘现场之后，是什么让你更坚定地做这件事情？一个很年轻的心灵，见到一个昔日的城池，一个2000多年前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感觉？
许宏：不喜欢考古的人要问他们自己不喜欢的原因，多种多样。
喜欢的人是为什么？对我个人来说，首先是发现之美，这种对未知的好奇心。
考古学不是让你一看就看到头的学科，而是从上而下地寻觅，总会有惊喜。
大家对考古感兴趣，很大程度上不就是因为它满足了我们人类的好奇心吗？
再一个就是思辨之美。
我们一直自诩，别人也这样说，考古学是文科中的理工科。
有人开玩笑说文学“有一分材料说十分话”
，历史学“有一分材料说五分话”
，考古学“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
。
但考古学家还必须有想象力，否则你就是一个无味的学者。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这是胡适先生说的。
想去求证，想象力不丰富肯定不行。
许知远：你什么时候清晰地意识到考古学需要很强的想象力？
许宏：我意识到这点还是比较晚的。
那个时候这个观点还有争议，我们的前辈、资深学者和权威，还是谆谆教诲我们，考古学是实证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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