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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现在我在博客、微博里面已经开始讲想象力了，有点冒天下之大不韪了。
考古学是一门解释的学问，是经验型学科，更多的是推论和假说，这些是验证不了的。
我们能证明什么？能证明的是凭着经验得出的判断，这种判断实证起来问题不大，但也有误判的时候。
考古学本身就是一个试错的过程，比如那个圜底罐是做什么用的？我们说是煮水的、熬粥的，可以根据内壁的残留物分析出来，但大量的东西是实证不出来的，二里头是夏还是商？没有像甲骨文那样的文书材料出土，我们能实证吗？显然不能，因为它们都是属于推论和假说层面的。
想象力应该是必需的吧，有一些推论和假说通过科技手段就落实了，有一些永远都是个秘密。
我觉得这恰恰是考古学的魅力所在。
◎我们只能是为年轻人铺路的过渡一代
许知远：1984年后你留校当辅导员、教师，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从一个学生到一个青年教师，那时候的学术追求是什么？
许宏：这个很有意思。
那个时候我带的学生一般比我小不了几岁，正常小两三岁，最大的比我还大一岁。
我当时头发理得很短，很有朝气，完全混淆于学生之间，而且我住在校园内的筒子楼单身宿舍里，跟同学们关系非常密切，经常一起聊天，开小型座谈会。
当时的感觉是我们的考古学今后要占领文献史学和考古学的接合部，要拯救中国上古史，那时考古学一派日新月异，经常有一种新发现就改写、颠覆我们以前的认知。
我到现在还记得那种**和使命感。
但是成为一个考古学界老兵后，就会因为看到整个学科的不足而有痛感，意识到我们需要上升到大历史的层面，逐渐建构考古学的认知框架。
▍ 在筒子楼住了好多年
▍ 山东大学任辅导员的“青椒岁月”
许知远：作为那么一个朝气蓬勃的年轻教师，那时候你心中有没有一个特别理想的考古学偶像或者范式人物？
许宏：当然有了。
实际上当时的老师都是偶像，不超越老师，我们存在的意义就谈不上。
张光直先生、邹衡先生、我的导师徐苹芳先生，都非常人所能望其项背。
他们是我非常尊敬的前辈，是学术史上重要的人物。
有学者说得很好，每一代学者的研究都是后人的靶子，但是这恰恰彰显了这一代学者的价值和意义。
许知远：作为杰出的考古学家，他们身上有什么特质是跟其他学科的研究者所不同的？
许宏：这个我也想过，但没想清楚。
这些老师很多根本不是从一开始就学考古的，都是意外成为的。
而现在看来，我们做的可能是一个事倍功半的事业。
如果我们把这工夫花在学外语、法律、经济上，业绩可能不比这个差，但我们把大量的时间花在非学术上，花在跟地方领导官员、企业家、农民的交涉中，扯皮、拍桌子、交朋友、喝酒、处理危机公关，把我们磨炼得三头六臂、灰头土脸的。
这种接地气的学科需要有更多的付出，不用说抛家舍子，不用说孩子特别小没有办法，要问我们是怎么过来的，就是三个字：习惯了。
许知远：有没有国外的考古学家是你当时的偶像？
许宏：说句实在话，还是语言的限制，我也没有长期在欧美留学的经历。
但是学界应该是面向未来、面向世界的，我深切地意识到我们60后就是给年轻人搭桥铺路，只能是过渡的一代。
考古学本来就是舶来品，我们只能是呼吁，至于如何进一步跟国际接轨，进一步把外面的东西本土化、中国化，这是需要我们思考的。
刚才我说的学科转型，一方面是人家几十年之前已经这么做了，另一方面是中国考古学发展到这个阶段，大量吸收外面的营养，在我们内部生发出的一种学术需求。
许知远：20世纪80年代，在这个行业里面有没有特别标志性的人物，像诗歌界的北岛或者说哲学界的李泽厚这样的人？
许宏：你一说北岛，就能看出我们这个学科是研究古老时代的学科、尊老敬老的学科，我们的代表人物是苏秉琦先生。
北岛成名的时候30岁出头，苏秉琦先生70多岁还是中国考古学界的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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