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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颜渊》）这话就好比近代的纳粹国家说要牺牲多少多少人来换取国家的稳定一样，只不过统治者爱玩文字游戏，把“政权”
替换为“国家”
，让那些被牺牲、被剥夺、被侮辱的老百姓怀着崇高的悲剧情怀，心甘情愿地去牺牲、剥夺和侮辱自己。
——我曾集《论语》的两句话凑成一副对联，以形容这样的统治风格，即“无信不立，有过必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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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同一个问题，不同的人给出了不同的解答。
儒家也不喜欢社会上的纷争，也对物欲横流的风气痛心疾首。
《荀子·富国》就曾说过，欲望太多，东西太少，一定会闹纷争。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荀子可不希望所有人都回归婴儿，事实上他并不认为这是可能的，因为人自从一降生就有欲望，欲望得不到满足就会产生更强烈的需求，需求如果不被限制就势必引起纷争。
争则乱，乱则穷。
这种情况以前发生过，古代的君王很不喜欢这样，于是制作礼义。
有了礼制之后，人人各安其位，只拿自己该拿的那份。
（《荀子·礼论》）
荀子在这里分析礼的起源，阐释礼的功用，确实很有道理。
礼制社会就是一个等级社会，一个人处在什么等级，衣食住行就得按照这个等级所限定的标准，否则就是僭礼。
如果大家都能安于这样一个礼制社会，天下确实会太平很多，比如科长纵然很喜欢局长坐的豪华车子，但他也该知道“非礼勿视”
，别乱看，别乱想，非礼的事情做不得。
这样一来，社会上所能提供的物产就可以被有计划地消费了，大家各安其位，按等级分配，而且等级的变迁是缓慢并可以预见的（比如科长很清楚自己会在什么时间论资排辈地熬到局长），这就可以天下太平。
这样的社会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竞争的欲望，比如在曾经等级森严的印度，“每一个婆罗门自从出生在婆罗门等级里之日起就是一个婆罗门……尽管婆罗门教徒按照规定应把诵吠陀经典从而洞察神理深处看作最神圣的职责，他却可以极端漫不经心地完成这个职责而不致损害他的神性”
。
（黑格尔《美学》）而在官僚体制里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为了维持官僚结构的稳定，有重大贡献和突出能力的人也不得不忍受论资排辈的升迁方式，有重大失误甚至极不称职的人，最多也只会得到平级调动的“处罚”
。
周代的嫡长子继承制度就是这个道理，大家明明知道，不论能力、只论资历的“僵化体制”
很难把最称职的人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但这无疑是最稳定、风险最小的安排，让人们不会对最高权力产生觊觎之心。
这样看来，无论是《老子》主张的回归婴儿，还是《荀子》讲的礼制，要解决的都是同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正是现代经济学一切理论的大前提：资源的稀缺性。
用教科书的话来说：“一个社会必须决定将要做哪些工作和谁做这些工作。
社会需要一些人种粮食，另一些人做衣服，还有一些人设计电脑软件。
一旦社会分配人们（以及土地、建筑物和机器）去做各种工作，它还应该分配他们生产的物品与劳务量。
社会必须决定谁将吃鱼子酱而谁将吃土豆。
它还必须决定谁将开保时捷而谁将坐公共汽车。”
（曼昆《经济学原理》）
如果评判一下可行性的话，《老子》的方案在现实社会中确实有过成功的案例，不考虑这是否人道的问题，它的可行性一定基于这样一个前提，即统治者对社会有着极强的控制力，但是，这必然又与“无为之治”
的原则相矛盾，所以《老子》的方案虽然可行，却不自洽；儒家的方案在现实社会里也有过成功的案例，但难度在于，长期维护这种阶层分化的稳定性是相当困难的，春秋时代的礼崩乐坏就是典型的例子，所以中央政府的控制力也一定要强；法家的方案也有成功案例，而且是先秦诸子的学说中见效最快的，只是这种过分强调发展效率的做法积弊太大，以至于崩溃的速度比见效的速度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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