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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研究中十分关注当地人的解释，也是探寻其符号所指的重要来源，然而这些解释往往也是在互动过程中产生的，从这一解释来看白马人自己也是从火圈舞的歌词中解释其意义的。
所有“火圈舞”
的歌词多与生活经验、情感表达有关，这些也应该被纳入探寻象征意义的思路中。
“火圈舞”
在白马人生活中有两种态势，其一为平常玩耍，其二存在于集体的“烤街火”
活动中，后者要有“凑柴”
作为准备，也是“迎火把”
后的狂欢，这一切只是通过拉手围圈的形式获得集体凝聚，通过一问一答的唱词传递族群知识，究竟向哪个方向绕行，实际并不是一个问题，右旋几次后可以左旋，并没有信仰、观念上的规约与禁忌。
符号象征的意义是冲突和选择的结果，不同代可以从新的文化记忆出发佐证、强化、削弱过去文化记忆的有效性，人们还会从现实出发对符号象征背后的文化记忆进行改造挪用，以形成新的意义。
[44]符号只有处于相应的文化语境之下意义才能得以获得，若是将其抽象成固定的所指意义并强加于其他文化之上，实际是以客位的方式不负责任的建构，在今天的社会背景之下，这些建构也会被当地人所接纳，并成为塑造当地文化的一种手段来强化，以达到在资源竞争中占有优势。
今天“火圈舞”
的顺时针调度是白马人集体身体记忆的痕迹，但并非被赋予了更多的所指意义，若要将其置于固定的符号象征体系内，反而脱离了生活本身。
相对于顺时针的绕圆，每个动作以右脚先开始则更具象征意义。
一般认为，环舞中脚下动作的方向也决定着舞蹈的运行方向，“按顺时针方向走圆，展开歌舞时先迈左脚；按逆时针方向走圆，展开歌舞时先迈右脚。
综观诸多民族的围圆歌舞，多数走逆时针方向，这可能与人们习惯先迈右脚有关”
[45]。
有研究称“羌族萨朗舞蹈围圈沿逆时针方向调度的这一特点，应该与羌族舞蹈动律以右边先进行动作有着相当大的关联。
羌族舞蹈动作有右边先动的特点，即在舞蹈中脚下的步伐、上肢的舞动、肩部、胯部的动作等一般常以右边先开始进行动作”
[46]。
然而“火圈舞”
中脚下动作也以右脚开始，旋转方向却出现了左旋的顺时针的调度。
罗伯特赫尔兹认为，解剖学没有提供人类天生擅长用右手的证据，人喜欢用右手的倾向是身体外部的因素起主要作用，更具体地讲就是由社会的价值观、社会的集体观念或集体意识所决定。
[47]在白马人的生活中左与右的分别并非具有神圣与世俗的对立，但是上与下的观念却很明显。
平武白马人的房屋分为三层，上层放粮食、供祖先，中层住人，下边养牲口，文县这边由于木料紧张，房屋大都盖为两层，同样楼上用来晒包谷、放粮食，池哥池母的面具也同粮食一样被放在楼上专门的箱子里，虽然今天有的家里楼上也可以住人，但显然上下的分类在白马人的房屋结构中是被体现的。
由于经济原因，文县白马村寨的山神庙里并没有塑像，而是以画来代替。
在一块不大的画板上会出现很多神像，但都从上到下排列整齐。
最上面的是掌案大神，依据神的职权从上到下排列。
有些人的家里挂着家神像，也有人称之为家谱，也是从上到下排列着白马人观念中能想象到的所有神灵。
[48]
这种上与下的分类观念还以身体的方式体现。
“池哥昼”
结束时最后的送瘟神都在村外最低的地方，“玛够尼”
中池哥向下的刺杀与恶鬼污秽有关，池母向上的双手合则被命名为“拜五方”
，有祈福谢神之意。
德国学者哈拉尔德·韦尔策指出，在人们日常的社会记忆实践中，不论是对现实的感知、对意义的阐释，还是行为方式，均存在着普遍的“非同时性现象”
，即指不同历史时代沉积下来的记忆材料并存于社会记忆实践之中。
[49]在白马人的生活中，上与下是神圣与世俗的划分，是大与小的划分，还是好与坏的划分，这与他们所处的自然生态、生活经历、历史记忆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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