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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隋唐时期科举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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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制打通了平民知识分子的上升路径，营造了相对公平的官员晋升机制，无论从主政者的角度还是从士人角度，相比于前朝都是一项利大于弊的事情。
但是，隋唐时期科举初创，无论从考试方式、考查内容还是录取人数看，都依然存在诸多弊端。
科举在隋唐的第一个弊端就是考生信息公开，容易作弊。
唐朝科举没有糊名之法，科考官员可以轻易掌握考生的信息，录取“关系户”
也成了轻而易举之事，高门显贵向主考官软硬兼施、徇私舞弊经常见诸于史。
中唐时，段文昌曾为宰相，诗人杨凭的儿子杨浑之多次向他行贿，求他向主考官钱徽推举自己。
但杨浑之才智平庸，钱徽秉公审卷，没有录取他。
段文昌反咬一口，说钱徽科考舞弊，钱徽因而被贬。
科考之混乱，可见一斑。
马端临评价唐朝科举，认为公开考生姓名等信息可以让考官全面掌握考生情况，“采取誉望”
，但他也认为，往往“权幸之嘱，亦可畏也”
。
[20]
此外，唐朝科举考查的内容也颇有不妥当之处。
如前所述，至唐贞观年间，科举确定以明经、进士两科为常列，明经专注贴经，进士则考查诗词文赋等内容，两项难易有别，但都难说是为官所需的“实学”
。
唐朝文学大兴，但考中进士的诸多才子中，真正在政坛能够大显身手的却不多见。
此外，进士科考查范围广阔而难于把握，如白居易一般的文学天才，从初次应试到终于及第都用了十余年时间，更多普通资质的士子只能死记硬背。
唐朝类书大兴，其编纂的初衷就是“但见主司命题欲求实学，率皆采取传注，编摭故实，或搜求陈腐之类书，以备场屋之用”
[21]。
唐朝类书的编纂形式与辑录内容也体现了其“以备场屋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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