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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继承张载、程颐，将性分为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天地之性”
或“天命之性”
是专指理而言，是至善的、完美无缺的；“气质之性”
则以理与气杂而言，有善有恶，两者统一在人身上。
关于心与性、情的关系，朱熹经历了丙戌之悟（中和旧说）到己丑之悟（中和新说）的转变过程。
朱熹中和旧说以心为已发，性为未发，割裂心与性的联系，似乎性在心外；新说则提了“心统性情”
之说：“性，其理；情，其用；心者，兼性情而言；兼性情而言者，包括乎性情也。”
[23]未发时虽是性，但此性即心之体，故未发也指心。
与“天命之性”
、“气质之性”
相关联的，是“道心”
、“人心”
的区别：“道心”
出于天理或性命之正，禀受得仁义礼智之心，发而为恻隐、羞恶、是非、辞让，是为善。
“人心”
出于形气之私，为饥食渴饮之类欲望，则为恶。
朱熹从心性说出发，探讨了天理人欲问题。
他以为人心有私欲，所以危殆；道心是天理，所以精微。
因此朱熹提出了“遏人欲而存天理”
的主张。
朱熹的格物致知论。
朱熹用《大学》“致知在格物”
的命题，探讨认识领域中的理论问题。
在认识来源问题上，朱熹既讲人生而有知的先验论，也不否认见闻之知。
“格物”
指努力穷究事物之理，当人们通晓事物之理后，人的知识就完备了。
“致知”
的“知”
则既包括认识能力也包括认识的结果。
“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
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
[24]朱熹强调穷理离不得格物，即物才能穷其理。
关于致知和涵养的关系，朱熹结合心性论上的已发未发，来划分涵养功夫，并对程颐“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
作了进一步发挥。
其涵养既包括了未发的主敬，也包括已发时对已知义理的涵养。
致知和涵养作为两种基本的修养方法，朱熹认为二者没有先后轻重，齐发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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