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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治原则之下，士大夫群体得以高扬复兴儒学的旗帜，由经术文章转而投身政治实践，以期实现经世致用的儒家治国之道。
到北宋前中期，宋朝的政治统治已经稳定下来。
然而随之因循保守之风日甚，“三冗”
导致国内外矛盾异常尖锐。
以范仲淹（989—1052）为首的一批出身地主中下层的士大夫官僚在对宋朝弊政的共同认识和改革的主张下，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政治集团。
这一集团的许多人都出身于地主阶级中下层，如范仲淹、杜衍、欧阳修、石介、余靖、蔡襄、尹洙、韩琦等人。
他们对政治积弊具有共同的认识，提出了共同的改革意见，且在政治上相互支持，相互应援。
早在景祐二年（1035），范仲淹因提出《百官图》而被贬官时，欧阳修、余靖、尹洙就坚决站在范仲淹一边；到庆历三年（1043），范仲淹在陕西对夏战争中获得了更高的声誉，宋仁宗也表示更弊事的时候，欧阳修等人又上言范仲淹有相才，请求任用范仲淹。
庆历三年（1043）八月，范仲淹任参知政事，富弼任枢密副使，宋仁宗“必以太平责之，数令条奏当世务”
。
九月初，宋仁宗特开天章阁，召见范仲淹和富弼，让他们当场条奏当前急务。
召对结束后，范仲淹上《答手诏条陈十事》，亦称《十事疏》。
这一纲领性文件基本上集中了改革派多年来最主要的改革意见，主要包括10项改革措施。
庆历新政虽短暂，然而其余绪及影响却是深远的。
庆历新政适应了当时求变的形势需要，打破了宋初以来保守因循的政治局面。
新政虽昙花一现，却给后来者留下了宝贵的经验。
新政对于科举制度和学校进行的改革，对当时及此后的学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庆历改革者所提倡的名节、忠义、廉耻等，成为宋朝士风的转折点。
庆历新政中变古通今、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为此后熙宁变法所继承和发展，成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范仲淹、李觏及“宋初三先生”
等人于庆历时期建立了宋学，认为儒学的原则可以用来改革制度和改进社会，并引用《易》经中“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这句话作为改革的理论依据，庆历新政正是他们把儒学中的这种变革思想用于政治实践的伟大尝试。
宋神宗熙宁时期，王安石（1021—1086）以《周礼》为依据，打出了“法先王”
的旗号，实施了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变法运动，是北宋政治史上的重要事件。
熙丰新法包括财政赋役、农田水利、军队编制、学校科举、人事吏治等诸多方面的改革措施。
尽管同庆历新政一样，王安石变法没有取得最终的成功，但改革者忧乐天下的精神、通经致用的勇敢尝试和改革过程中丰富的经验教训，足以启迪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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