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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幼年生活在汉东（襄州），家境贫寒。
他从邻居李家藏书的一个破筐中找到了6卷的韩愈文，奠定了学习古文的根基。
天圣九年（1031），欧阳修至西京留守钱惟演幕府中任推官，碰到尹洙、梅圣俞等才俊之士，开始了他的诗文生活。
很快欧阳修的文学成就超过了同辈，成为杰出的散文家。
为了变革文风，欧阳修不仅自己努力写作，而且还大力奖勉、提掖后进。
曾巩、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等人，都受到欧阳修的鼓励和赞誉，苏轼、苏辙兄弟则是在欧阳修主考科举时中举。
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欧阳修知贡举。
他借着这个极其有利的时机，对一些文风不正的考生们大肆挞伐，落第的考生，群聚诋斥之，至街司逻吏不能止。
变革文风是一个群众性的活动，如果场屋中的考生们也改变自己的文风，它的影响就带有某种程度的广泛性，对文风的变革是极其有利的。
这对提倡经世致用且质朴醇厚的文风，推动北宋古文运动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唐朝时期韩愈等人发起的古文运动，与儒学复兴互为表里。
宋以欧阳修为先锋的古文运动，延续了文体革新与儒学复兴紧密结合的特色，同时又有一些新的特色和面貌。
一方面，受到理学的影响，宋朝古文学者对文与道的关系更加重视，“文以载道”
即出自周敦颐《周子通书·文辞》。
在此思想指导下，宋朝文章重议论，文章更强调政治教化的功效。
另一方面，宋朝古文运动中，并未因道废文，既注意纠正唐朝古文运动艰涩之弊，又兼取骈文语言运用之长，议论、抒情、叙事有机统一，形成各具特色的文风。
如唐宋八大家中，宋占其六，其中欧阳修行文平易自然，三苏父子纵横豪放，王安石简洁犀利。
唐宋古文运动，确立了新的文学语言与散文范式，提出了文以载道的文学理念，服务于复兴儒学的现实需求，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
欧阳修在经学上也有突出贡献。
欧阳修对经学大胆怀疑，成为开风气之先的一代学者，对宋学建立起了重要作用。
宋初依然因袭唐朝科举制度，考生们必须遵照官修《五经正义》等传统的传注答卷，不许逾矩。
宋真宗景德二载（1005），一位考生考卷上因“与注疏异”
而下第。
传统的传注，从两汉经师们的解经到孔颖达《五经正义》，率多陈陈相因、支离破碎，早已无法适应时代的需要，至唐中叶还受到一些有识之士的批评，所具有的统治地位也开始动摇。
欧阳修则对儒家经典持大胆怀疑的精神，如其认为《易》经中的《系辞》、《文言》、《说卦》等篇目，不是孔夫子的著作，而是学《易》者们好为新奇之说而鱼目混珠，将这些东西混杂到《易》经中。
在宋学形成的阶段，从欧阳修到宋初三先生，他们治经的路子是相同的，即摆脱传注的束缚，直至经学的堂奥，根据自己的认识能力，来阐发经学的宏旨大义，这就是人们所言宋的义理之学。
这种研治经学的方法，如前编已经说明的，唐朝啖助、赵匡和陆淳就用来探索《春秋》。
在宋学的形成阶段，欧阳修、胡瑗等三先生则将啖助等研治《春秋》的特殊方法，变成为研治六经的普遍方法。
而且，这个方法经过宋初学者的实际应用，对经学的探索起了重大推动作用，于是成为普遍的方法，为更多的学者所接受和使用。
这样一来，对比之下，宋朝义理之学同汉朝章句之学形成两种不同的探索经学的方法，就日益明朗化了。
宋朝以义理之学代替汉朝章句之学，在宋学形成时期即已非常明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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