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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思著作《中庸》以传孔子之道，但毁于秦火不完，儒家性命之道废缺。
他著作《复性书》的目的，便在于发现《中庸》本义，彰明孔子道德性命之说。
李翱认识到了儒家在性命道德理论方面的薄弱和不足，提出实现理想人格的内在依据是性，而迷惑性的是情，包括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
从性善情恶的立场出发，李翱提出“复性”
主张。
情昏性匿的常人，通过自身的修养，能够达到寂然不动的至诚境界，如同圣人一般。
《复性书》率先提出了自身修养问题，以之为成圣的重大步骤，同时是实现儒家“内圣外王”
之道的重大步骤。
李翱借佛家心性之说，与儒家《中庸》的天命、性说结合起来，对宋朝理学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
李翱对佛教的态度，不同于以往韩愈的排佛，也不同于柳宗元、刘禹锡的统合儒释论，而是将佛家思想援引到儒家中来，“阳拒阴习”
。
这也是此后宋儒对待佛教的态度与方法。
中唐以后的经学，特别是《春秋》经的探索中，出现了以义理解经的新趋向。
《春秋》是一部正名分、讲伦常的儒家经典。
啖助讲《春秋》撇开传注，直接从经文中寻义理，惜其书已遗失。
啖助的学生赵匡、陆淳继续讲《春秋》，且陆淳著有《春秋集传》。
中唐以后《春秋》学的兴盛，开宋学重义理之学风。
北宋初春秋学的兴盛，五经中宋儒对春秋经的注释最多，与此有关。
儒学韩愈著作《原道》、《原性》篇，努力建立儒家“道统”
，以对抗佛老之道；柳宗元、刘禹锡则提倡“统合儒释”
，以会通儒释道三教；韩愈弟子李翱著作《复性书》三篇，力倡儒家心性之说。
啖助、赵匡、陆淳等撇开《春秋》传注，直接从经文中寻义理，也开宋学重义理之学风。
宋太祖、太宗采取儒、佛、道并重的文化政策，加强中央集权，巩固政治统治。
到宋仁宗庆历前后，出现了以范仲淹为首，包括胡瑗、孙复、石介、李觏、欧阳修等代表人物在内的学术群体。
这些宋学建立者，以义理之学代替两汉章句之学，完成经学探索过程中的重大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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