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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等上任后再偿还。
商人能够和外戚、高官相结交，彼此形成一个庞大的关系网，为其从政、经商提供了很多便利条件。
再者，商贾可以通过进纳钱粟买官而跻身仕途。
从宋初开始，政府就在各地遇到天灾、兵祸时，允许“有物力户”
助粮纳官，授予本州助教、文学至太祝等官衔，这些有物力户自然包括富商大贾在内。
在宋徽宗朝，蔡京、朱勔等奸佞卖官鬻爵的现象更加普遍，“所卖尤多，富商家子往往得之”
[63]。
这些买官的富商大贾约以千计。
南宋时，各地称为“某某助教”
、“某某将仕郎”
者，有相当一部分是商贾进纳钱粮而买到官职的人。
买卖之间，商人得到名，官府得到利，但是由此造成了南宋官员的普遍腐败和政治的混乱、黑暗。
此外，商人还可以通过替国家管理税收，充当出使随员，以及立军功等而加官进爵。
商贾们为了捞取一官半职，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使尽了各种手段。
他们追求名的目的，除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之外，最主要的还是为了增加自己的财富，巩固、提高自身的经济地位。
宋朝商人社会地位的提高，主要是缘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对商品的需求增加，而商品交易活动离不开商人，促使商人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更加重要。
再就是唐宋时期社会阶级结构发生变革，统治阶级中世袭特权基本被取消，社会生活中超经济强制大为减弱，经济剥削大大加强。
在这一过程中，由于商业发挥着调剂余缺的作用，商人手中握有大量的货币资本，因而他们的社会地位相应提高，势力也不断扩大。
随着商业贸易繁荣，宋朝商人势力参与、渗透到了社会生产、流通、消费等环节，对于当时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对外经济文化交流产生了不同的作用和影响。
宋朝商人贸迁有无、促进生产的作用日益增强。
传统耕织结合的小农家庭，家家都要配备一定数量的生产资料，其中比较重要而又与商人关系密切的是牛、铁农具和种子。
“牛为农本”
，耕牛对于自耕农而言，不仅关系到能否重新组织生产，而且关系到耕作面积的大小。
所以小农家庭力图购得一头属于自己的耕牛，而商人的贩运则为小农提供了这样的机会。
宋朝耕牛贩运呈现出自南而北的态势，商人为此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冒着巨大的风险，这是单个小农家庭难以承担的。
商人贩运的牛畜主要用于运输和农业生产，其积极意义应予以肯定。
铁制农具从战国以来一直是农业生产中必不可少的工具，宋朝也不例外。
铁农具的制造，受到产地、矿冶技术的严格限制，需要商人来发挥其贩运流布的作用。
宋朝商人贩运、为农民提供铁农具的积极作用，是不容质疑的。
其他生产资料如种苗、原料，特别是灾荒时节商人贩运的粮食，其中的一部分成为种子，为当地农业生产的恢复起到了重要作用。
小农家庭生产中包括了一部分手工业生产，主要为家庭兼营性质。
小农家庭纺织业所需桑麻、纺织工具、染料等，有时亦需要商人提供，实际上，宋朝商人对于各种形式的手工业生产，作用都十分突出。
除了通过贩运活动为手工业生产提供原料、销售产品外，一些商人还直接涉足手工制造业，为其商业经营服务，如福建的漳、泉等地“凡滨海之民所造舟船，乃自备财力，兴贩牟利而已”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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