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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政府为保证商税收入，因而制定了严厉的惩罚条例。
宋太宗淳化五年（994）诏书中就指出：“有敢藏匿物货为官司所捕获，没其三分之一，仍以其半与捕者”
；“诸匿税者笞四十，税钱满十贯杖八十”
[52]，对偷税、漏税者按多少分别给笞刑、杖刑、加倍罚税钱、没收货物13等处罚。
对那些代替大商人经商贩运、伪称已纳税而将税钱私吞而原主并不知情的，应罚纳钱物，责令代理人交纳，货物归原主，虽遇赦令，依旧惩罚不贷。
用重罚的办法来防止偷税漏税，使国家的商税征收得到保证。
对“商人贩鬻不得辄由私路，募告者厚赏之”
[53]，即商贾不从指定的起发地至住买地按规定纳税，而由小路逃税者要予以严惩，对告发者优赏。
同时，在各税务都有拦头若干人，在走私路口稽查商税，从中可以看出宋朝防止偷漏税法的严密、苛刻。
这一方面极大地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北宋商税呈现出一个逐渐增长的趋势，宋真宗、宋仁宗时期更是连年暴增。
商税激增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对西夏用兵，军费开支浩繁，政府加大搜刮力度。
到宋仁宗皇祐以后又降下来，即使如此，商税比宋朝初期也增长了两三倍。
另一方面，商税征收网络的繁密，也带来一系列不良影响。
首先是阻碍了宋朝商品的自由流通和交换。
宋朝税务林立，压榨商旅，连封建统治者也不得不承认这一事实：“税场太密”
[54]，如四川的茶税征收，“所过场务，远者十处，近者三两处，再远者四五处，过税每斤收二文，五场共计十文”
[55]。
南宋场务之多，有甚于北宋。
由于场务太密，在税务一征再征之下，商人为了弥补税钱损失并获利，故而商品价格一再上涨，从事贩运贸易的成本费无形中增长了许多，面对层层的税务苛剥和巨大的市场风险，“商客亏本，少人兴贩”
[56]，商品地域间的自由流通受到阻碍。
其次是非法苛敛致使中下层商人贫困破产。
非法苛敛一是地方官府巧立名目，额外多征，二是“专栏”
横行。
地方官为多敛钱财，邀功请赏，就不免违法乱纪，苛征商旅。
如刘挚在弹劾官员沈希颜时说：沈在京西路非法敛财图进，“至于果蔬日用之物，例增征算”
[57]。
而南宋征税，更加苛重，“利源至多至烦”
[58]。
本来务场官吏的乱征、多征已是很严重的了，而州郡官又命令场务额外多征，就更增加了经商者的忧患。
地方税吏、买扑豪商与官方勾结，榨取商旅，征收的很大一部分商税没有落入国库，而是进入他们自己的腰包。
如南宋号称大法场、小法场的池州（今属安徽）雁汊、黄州（今湖北黄冈）江口和新法场鄂州等税务对商旅的刻薄，花样极多，各地拦头还备有小船，商税务10里外邀截商旅，搜捡税物，小商物货为之一空，税钱并不入官，而是被税吏掩为己有。
更有甚者，邀拦之人，各持弓箭枪刀，“将客船拦截弹射，或至格斗杀伤”
[59]，对待商贾好象寇盗一般。
有的大商人还同税吏勾结起来，走私漏税，这些税吏得厚赂即私自放行，不令其到务纳税，而一般中下层商人，则因无钱贿赂，又无官僚世族背景可以依仗，因而在征商中受到压榨最甚，再加上经商本身的高风险，稍有不慎，即至贫困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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