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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自仁宗朝开始党争之祸即愈演愈烈，诸多士人因直言进谏而被远放他乡，受尽颠沛流离之苦，但整个宋朝因言获罪而致身死的士人并不多见。
宽松的政治环境让士大夫在政治活动方面有了更多的发展空间，也促使士大夫对自身“同治天下”
的要求越发突出。
宋朝的士大夫对“治国”
有着更为主动和积极的态度，希望以一种君主和士大夫互相掣肘又互为依赖的模式，限制君权的膨胀和君主的独断。
然而，君主集权制度的强化，以及“重文轻武”
的政策倾向，一方面促进了政权的稳定和国家实力的发展，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繁冗的官员设置不仅给财政增加了巨大的压力，还极大地降低了行政效率；军队的膨胀在带来沉重经济负担的同时，却并不有助于国防的建设，死板的作战模式与低效的训练一旦经历实战往往就不堪一击，无论是宋初与辽的征战还是其后与西夏的对峙，宋军都并无突出表现；宋朝“不抑兼并”
的土地管理模式和苛刻的税收制度，也使得城乡民生凋蔽，怨声载道。
公元1038年，党项人李元昊称帝，国号夏，史称西夏，定都兴庆府（今宁夏银川），本来就岌岌可危的西北边疆至此更是千钧悬于一发。
宋朝对李元昊的称帝本来并不重视，但次年三川口一战，李元昊大败宋兵。
此后，宋朝又在好水川、定川寨连败；李元昊不断挥师南下，朝野震动。
宋夏关系的紧张直接影响到了宋辽的关系，澶渊之盟后一直与宋朝相安无事的契丹也于庆历二年（1042）“聚兵幽蓟，声言南下”
[3]，宋朝增加了10万匹两的岁银，此事才算终了。
激烈的民族矛盾激化了国内矛盾，士大夫纷纷上书，要求改革。
欧阳修上书仁宗，直指朝政弊端“一乞选捕盗官，二乞定赏罚新法，三乞按察老病贪赃之官”
[4]，尹洙在上书中也指出“因循不革，弊坏日甚”
[5]。
宋仁宗在改革呼声的推动下，终于下定决心，“遂欲更天下弊事”
[6]。
北宋政权的第一次自上而下的改革就此拉开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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