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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北宋初年的政治模式与政治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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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立国，沿袭的是五代时期的“武人政治”
模式。
赵匡胤曾是后周的殿前都虞侯，后迁任都点检，“掌军政凡六年，士卒服其恩威，数从世宗征伐，荐立大功，人望固已归之”
[1]。
他作为周世宗柴荣的亲随，多次跟随柴荣出征，很快掌握了后周的军权，因此才得以在柴荣死后，通过军变而黄袍加身。
但立国之后，当年的立国功臣很快也成为他警惕的对象。
他首先通过“杯酒释兵权”
的手段虢夺了武将的权力，进而在汴梁设置禁军，将各地精兵收归京城禁军管辖，以“更戍法”
分离兵将，又以文官为地方州郡长官，知州之外设立通判，使之互相牵制；又设置转运使管理地方财政，规定各州的赋税留其正常开支外，一律送交京师。
这一系列措施，使节度使成为虚职，地方官员互相节制，“利归公上而外权削”
[2]，中唐以来为患一方的割据情况至宋朝终于得到了终结，一个稳定的中央集权皇朝得以建立和巩固。
削弱武将实力，让官员彼此之间相互制衡，这些政策确实保障了宋朝君主的权威性。
宋人对君权的强化超越前朝，这种强化不仅出自皇帝自身的意愿，亦是士大夫参与建设和维护的结果。
宋朝士大夫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所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成为这一时代的座右铭。
而自宋初而设的优待文臣的政策一直延续至南宋灭亡，对文臣的优待以至于“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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