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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保护行商的财产，“所在不得苛留行旅赍装”
，“无得发箧搜索”
。
[94]商人与政府交易，政府应及时支付。
宋朝士大夫也积极经营商业，“起而牟利，贾贩江湖……进则王官，退则为市人”
[95]，“口谈道义，而身为沽贩”
[96]。
宋朝社会各阶层间的流动性也有很大提高。
宋朝统治者为广泛网罗统治人才，在科举考试中，不仅增加取士名额，而且推行“取士不问家世”
[97]的政策，由此为社会各阶层子弟敞开了进入仕途的大门，为寒门子弟、布衣之士参与平等竞争创造了条件。
“士庶天隔”
的门第等级观念被社会废弃，民众普遍接受“贫不必不富，贱不必不贵”
[98]的社会现象。
在社会交往中，宋人“所交不限士庶”
，“婚姻不问阀阅”
而“贵人物相当”
[99]，因而完全颠覆了唐朝盛行的门阀世族地主的因袭统治。
宋朝社会各个职业与阶层的民众能够享有较为平等的经济权利，社会成员间的经济联系更多表现为契约关系。
契约作为立约双方权利和义务的证明文书，在宋朝买卖、典当、抵押、借贷、租赁、雇佣、寄托、承揽、订购、赊卖、收养、析产等方面得到广泛使用。
宋朝农业生产中的租佃关系，通过契约关系事先确定双方权利与义务，“明立要契，举借粮种、及时种莳，俟收成，依契约分，无致争讼”
[100]。
宋朝奴婢与主人之间是雇佣关系，雇契中明确雇期和雇值，受雇期间与主人仍有传统的主仆名分，雇契期满主仆名分即不复存在。
在官私手工业中的雇工，亦是以订立契约形式进行的“和雇”
，即在双方自愿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暂时的经济关系，既在受雇期间享有独立的人格，也在契约期满后离主从便。
即使是官府“和买”
农产品、手工业品，也是建立在双方协商自愿基础之上的。
宋朝社会中，以契约为代表的书证在现实生活中的法律效力得到确认。
各类契约、遗嘱、定婚帖、证人证言、书铺鉴定、官府图册和账簿成为判断民事争讼中是非曲直的重要证据，“交易有争，官司定夺，止凭契约”
[101]，如果契书不存，难以决断者，“争田之讼，税籍可以为证；分财之讼，丁籍可以为证”
[102]。
因此书证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深入，又有力地促进了宋朝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
宋朝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民众私有权观念进一步深化，民间财产争讼大量增多，各个阶层都卷入诉讼之中：“骨肉亲知以之而构怨稔畔，公卿大夫以之而败名丧节，劳商远贾以之而捐躯殒命，市井交易以之而逗殴戮辱。”
[103]由于民间争讼的增多，宋朝民众学习法律的热情也高涨起来。
如“歙州民习律令，家家自为簿书”
[104]，南剑州、建州、虔州等地百姓，“好传律为词，若不可破”
[105]，“江西州县百姓好讼，教儿童之书有如四言杂字之类，皆词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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