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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司马光也认为：“王者所以治天下，惟在法令”
[66]，并主张用“严刑峻法以除盗贼”
。
欧阳修指出：“自古乱亡之国，必先坏其法制，而后乱从之，此势之然也，五代之际是已。”
[67]
宋室南渡，士大夫们心怀天下。
“本朝以儒道治天下，以格律守天下，而天下之人，知经义之为常程，科举为之正路，法不得自议其私，人不得自用其智，而二百年之太平，由此而出也。”
[68]叶适讲：“天下以法为治久矣”
，“人主之所恃者法也，故不任己而任法，以法御天下”
。
[69]杨万里也说：“法存则国安，法亡则国危。”
[70]这些说法深刻阐明了以法治国对宋朝统治稳定的重要作用。
宋朝自皇帝至大臣对法律的重视，促使宋朝建立起相当完备的法律体系。
宋太祖完成了宋朝第一部系统的成文法典《宋刑统》，自太宗后，开始运用敕令补充律之未备。
为使朝廷临时发布的各类散敕具有普遍法律效力，自太宗淳化时开始将积年的散敕分门别类加以整理，删去重复，谓之编敕宋朝既有通行全国的综合性编敕，亦有中央省院寺监和部曹司务的部门编敕，又有一路一州一县的地方编敕。
从编敕的数量来看，在两宋300年间，仅编修敕令格式及条贯、条约、条法和编例等，多达240多种。
宋朝法典规模也相当庞大，宋仁宗《嘉祐编敕》仅30卷，而宋徽宗时修订的《政和敕令格式》多达903卷，南宋《绍兴重修敕令格式》也达760卷。
所以苏洵说：“今之法，纤悉妄备，不执于一，左右前后，四顾而不可逃。
是以轻重其罪，出入其情，皆可以求之法。”
[71]王安石指出：“今朝廷法严令具，无所不有。”
[72]还有臣僚认为：“吾祖宗之治天下也，事无大小，一听于法”
[73]，以至于达到了“细者愈细，密者愈密，摇手举足，辄有法禁”
[74]的程度。
叶适在谈及孝宗淳熙新法时说：“今内外上下，一事之小，一罪之微，皆先有法以待之。”
[75]
宋朝皇帝与士大夫相结合的政治结构，在治理社会的过程中，由于对祖宗之法和法律规则的重视，避免了诸多引起政治动乱的因素，没有出现暴君，没有地方割据，没有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没有后宫外戚之祸，宋人评价：“本朝祖宗立天下之士，非前代可比。
内无大臣跋扈，外无藩镇强横，亦无大盗贼，独夷狄为可虑。”
[76]宋朝这种稳定的统治局面，是有利于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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