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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10余年的建设，1271年，忽必烈正式将大蒙古国（中央汗国）改组成为中国式的元朝。
改组后的元朝与南宋社会已无本质性的差异，一旦以武力实现空间上的统一，整个中国社会的深度统一就自然形成了。
正因为10—13世纪辽、宋、夏、金社会不约而同地走向深度统一，具备了相似的近世元素，当元朝统一夏、金、宋后，三大板块很自然地合成一个统一体，并且是一个再也不会分裂的统一体。
对于所谓元朝相对于南宋的退化，很大程度上是元朝以来历史书写扭曲记载的反映，是哈哈镜式的景象，并非真实的历史本身。
除了汉族和儒生的政治地位受到严重影响外，元朝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并没有受到太多的冲击，依然在沿着西夏、金、宋时的道路向前发展。
就南宋地域的演变来说，社会变革，元朝非但没有倒退，反而进一步走向完善和定型，即“酝酿于北宋，开始于南宋，完成于元代”
[82]；经济变革，元朝重农而不抑商，经济自由度比南宋有过之而无不及，货币经济、商品经济的水平都要高于南宋，货币市场空前统一[83]，商品经济空前繁荣[84]，开始出现全国性的商帮[85]，经济总体水平也有较大幅度提升，“江浙财赋，居天下十七”
[86]；思想文化变革，无论广度还是深度，南宋的理学在元朝都得到了进一步拓展，广度上扩张到整个中国，深度上渗透至基层社会，从而奠定了理学在元明清时期中国主体思想的地位。
[1]李华瑞：《“唐宋变革”
论的由来与发展》，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2]关于“征服王朝”
论的来龙去脉，学术界也已经有了许多总结性的论述，参村上正二，方广昌译：《征服王朝论》，载《民族译丛》1982年第4期，第35～39页；宋德金：《评“征服王朝论”
》，载《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11期，第78～83页；熊鸣琴：《谁之征服？如何认同？》，载《中国图书评论》2012年第10期，第86～89页。
[3]这在民国时期的史学研究中表现地非常明显。
民国时期，历史学大家辈出，但比较奇怪的是，没有一个历史学大家以辽宋夏金为主要研究方向，像陈寅恪，虽然对宋朝历史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认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见《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277页），但其本人却很少研究宋史。
民国时期正值“征服王朝”
论流行，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志在救亡图存的民国学人对辽宋夏金的历史有意无意地采取了回避的态度。
[4]许多学者以916年为契丹国的开国之年，这是严重的误解，契丹国早在907年就已正式建立，916年只是仿汉制进一步完善了国家制度而已。
[5]参刘浦江：《辽朝国号考释》，载《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第30～44页；姜维公、姜维东：《“辽”
国号新解》，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4年第1期，第46～58页。
[6]十国中另外3个国家是前蜀、南吴、南闽，前蜀与后蜀前后相继，南吴与南唐前后相继，南闽则为南唐所灭。
[7]（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8。
[8]（北宋）田沉：《儒林公议》卷下；（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9。
[9]（清）王仁俊：《辽文萃》卷3《遣萧德崇等为夏人议和使宋国书》。
[10]（元）脱脱：《宋史》卷20《徽宗二》。
[11]《宣和遗事》前集。
[12]（南宋）岳珂：《愧郯录》卷9《金年号》。
[13]关于金朝开国史，疑问颇多，刘浦江先生认为，完颜阿骨打可能在1117年或1118年建立了国家，国号是“女真”
，1122年才改国号为“大金”
。
参刘浦江：《关于金朝开国史的真实性质疑》，载《历史研究》1998年第6期，第72页。
[14]（南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2；（元）脱脱：《金史》卷77《宗弼传》。
[15]双方曾经有过互动的尝试，但都没有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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