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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元末明初学者叶子奇说：“（元）天下一统，取《大易》‘大哉乾元’之义，国号曰大元，取‘至哉坤元’之义，年号曰至元。”
[72]
“大元”
国号意味着中国社会走向深度统一后大一统观念出现重大转向。
此前的大一统王朝，无论是秦汉，还是隋唐，皆是以一地之名作为全国的国号，这明显是武力征服观念的体现，而非社会统一的内在要求。
这样的国号对征服者是荣，对被征服者则是耻，就像秦灭六国，刘汉灭项楚。
忽必烈在《建国号诏》中说：“为秦为汉者，盖因初起之地名；曰隋曰唐者，又即始封之爵邑。
是皆徇百姓见闻之狃习，要一时经制之权宜，概以至公，得无少贬。”
[73]传统国号皆徇“狃习”
，有损于“至公”
。
《易经》为六经之首，六经又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
新式国号提炼自《易经》，源于整个中国社会公认的文化传统，表明大一统不再仅仅是武力的征服和空间的统一，更是整个社会的内在统一。
如果单看元朝，还无法看出这种转向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
然而，继元而起的明清两朝，其“大明”
、“大清”
国号同样源自中国传统文化[74]，再也未用地名，这表明，中国社会走向深度统一导致大一统观念的重大转向是历史的必然。
[75]
元朝统一中国的历史功绩无须赘言，然而，不少学者却惋惜，元朝同时中断了唐宋变革的进程，使得自宋以来的近世化趋势发生了逆转。
[76]这类观点并非凭空臆想，而是有一定的史料依据。
不过，很少有学者注意到历史书写本身的缺陷。
现有关于元朝的史料，绝大部分都是由汉族文人书写的。
历史上汉族文人华夷相分的观念本身就根深蒂固，加之元朝将汉人、南人在民族分等中置于较低的地位，同时又将儒士地位边缘化，这些因素导致元朝以来的汉族文人不可避免地对元朝抱有程度不同的偏见，典型的如王夫之，认为元亡宋，是“举黄帝、尧、舜以来道法相传之天下而亡之也”
[77]。
这些偏见又不可避免地导致汉族文人在历史书写中扭曲元朝的历史实际，如常说的“贫极江南，富称塞北”
[78]，就与历史实际有非常大的出入。
事实上，在元朝统一南宋之前，包括原西夏、金国地区的中央汗国已经走在了近世化的道路上。
1260年，忽必烈继承汗位后，效仿金国，大力推动君主集权和官僚制建设，从中央的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到地方的行省、路、州、县，都与金制大同小异。
在改革制度的过程中，忽必烈也在逐步削弱贵族的特权，“取消官员的世袭制而代之以迁转之法”
[79]。
在制度建设的同时，忽必烈也非常重视经济领域内的深度统一，尤其是用货币来整合国内经济。
即位后不久，忽必烈就开始发行全国统一的纸币（交钞）。
同样，在思想文化领域，为了国家的深度统一，忽必烈在多民族的多元文化中最终选择了儒家文化作为主流的意识形态，“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也”
[80]，“帝中国，当行中国事”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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