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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元）脱脱：《宋史》卷486《外国二·夏国下》。
[16]《满江红》：“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
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
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靖康耻，犹未雪。
臣子恨，何时灭。
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南宋）岳飞：《岳忠武王集》]
[17]关于中国核心区的南线，在汉唐时期，南方的安南（今越南北部地区）曾长期属于中国，968年，即宋太祖开宝元年，安南走向独立，其后，虽然宋太宗、宋神宗也曾试图收复安南，但皆未获成功，1174年，宋孝宗以诏书的形式赐其国名安南，正式承认了安南的独立，也最终确定了中国核心区的南线。
[18]原载日本《历史与地理》第九卷第五号，收入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0～18页。
[19]内藤湖南的文章非常简略，其弟子宫崎市定随后对其学说作了详细补充，参宫崎市定：《东洋的近世》，原载《宫崎市定全集》第2卷，东京：岩波书店，1992年版，收入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1卷），第153～241页。
[20][日]宫泽知之：《宋代中国的国家与经济：财政·市场·货币》第一章“北宋的财政与货币经济”
，东京：创文社，1998年版。
[21]贾大全：《宋代赋税结构初探》，载《社会科学研究》1981年第3期，第52页。
[22]刘光临：《市场、战争和财政国家——对南宋赋税问题的再思考》，载《台大历史学报》第42期，2008年，第222～280页。
[23]关于唐宋变革的性质，主流的观点认为是中国由中世向近世的转变，但也有部分学者认为是中国由古代向中世的转变，参[日]谷川道雄：《中国史的时代划分问题》，张邻译，载《史林》1987年第2期，第143～150页。
笔者持宋代是中国近世开始的观点。
[24]（清）蒋湘南：《七经楼文钞》卷1《经师家法说》；皮锡瑞：《经学历史》，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92页。
[25]李华瑞：《“唐宋变革”
论的由来与发展》，载《河北学刊》2010年第4、5期；郝若贝（RobertHartuell，1932—1996）：《750—1550年中国的人口、政治及社会转型》，易素梅、林小异等译，收于伊沛霞、姚干主编：《当代西方汉学集萃·中古史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175～246页。
[26]由于“唐宋变革”
的研究已经非常深入，本文侧重分析从唐到辽、夏、金的演变。
[27]李桂芝：《契丹贵族大会钩沉》，载《历史研究》1999年第6期，第68～69页。
[28]杨军：《“变家为国”
：耶律阿保机对契丹部族结构的改造》，载《历史研究》2012年第3期，第19～28页。
[29]刘浦江：《辽朝的头下制度与头下军州》，载《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3期，第95～97页。
[30]（元）脱脱：《辽史》卷13《圣宗四》。
[31]刘浦江：《辽朝的头下制度与头下军州》，载《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3期，第100页。
[32]（元）脱脱：《辽史》卷45《百官志一》。
[33]魏特夫、冯家升：《辽朝的货币与信贷》，载《昭乌达蒙师专学报》1999年第6期，第10～14页；秦佩珩：《契丹货币问题探源》，载《郑州大学学报》1978年第1期，第57～60页。
田广林认为契丹货币经济确立于辽国初年，但并没有典型史料证据，恐难成立。
参田广林：《再论契丹社会货币经济的确立》，载《昭乌达蒙师专学报》1998年第3期，第24～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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